又从外交部调来一批业务干部，他们多半是在“运动”中受过这样那样冲击的人。我对他们说，旅游局的“运动”很复杂，你们不要参加。同时对外文委撤销，也调来一批人，他们中有翻译，也有“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小头头。这些人不大听招呼，来了旅游局就一门心思搞“运动”，自成一派。1972年以后，军代表调走了，我当了领导小组长，不得不领导“运动”。那时年年有“运动”，包括“批林批孔”、“批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运用“四大”，闹得人心不安，人人自危。“运动”一来，首先是矛头向上，整领导，这是“大方向”。但是又要“领导带头”，领导要自己批自己，又要领导运动，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弄得我头脑昏胀，不知如何应付。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凡是开批判会，我就把那时“两报一刊”的文章综合起来写成批判稿。但那时的“运动”都是有目的整人的，我只泛泛的写一些表面文章，满足不了“文革小组”的要求，局内的各派都说我是中立、滑头、观潮派。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的日子才好过了。
2．旅游局长：不搞旅游搞外交
关于对外工作，情况比较好些。旅游局是于什么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在那时却争吵不休。我去了以后，在外交部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部领导决定“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后来把周总理历次对旅游工作的指示写成报告，确定任务。周总理批示，旅游局的任务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个任务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传自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宣传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等等。
1971年毛主席在旅游局的接待人数报告上指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些”。这样，打破了“文革”中“极左”思潮宣扬的只许接待外国左派的束缚。这里牵涉到旅游局接待外国人的对象问题。自“文革”以来，旅游局要支援世界革命，只接待外国的左派，中下层工农分子或对中国友好人士。现在毛主席批示右派也可来一些，周总理解释说，主席指示是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外事工作要重新开始。要旅游局搞个接待计划。
接待对象问题，虽然毛主席已定了，右派可以来，但实行起来还是有阻挠。以1975年为例，全年接待有组织的旅行团5300余人，其中左派为417人占8％，中派4788人占90％，右派114人，占2％。这里说的左派是指当时支持中共“反修”政策的外国共产党组织的旅游团。各国青年中的激进分子这时已来的少了。
据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国的极左派来华的人很多，其中尤以日本的“赤军派”为最多。他们来华，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革命万岁”，要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和韶山、井冈山；要请当时中的造反派头头为他们讲“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的情况等，其中有的拒绝参观长城、故宫，说他们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些人最受欢迎，他们来华一切费用都是减免的。旅游局内的“极左”分子认为接待他们就是支援世界革命。
1972年以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回到了联合国，建交国家多了，“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亲自出来做工作，首先在“五一”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谈话，连当时的苏联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代表，毛主席也同他们握手，祝愿边界谈判成功。对印度代办也说两国要友好起来。这就是周总理说的外事活动要重新开始。只有把旅游局内的“极左”思潮压下去，才能接受接待右派的思想。那时所谓的右派无非是各国资本家、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及其新闻记者、商人，或者对中国不友好，说过对“文革”不满意的话的那些人。
那时对于各国记者来华，外交部控制得很严，而许多国家的记者都要来华看看中国“文革”以来的情况，他们不能以记者身份来，于是他们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作为其驻华使馆职员的亲属，有的在参加广交会后以商人身份到内地旅游。我们只要发觉都十分注意他们的行动。
还有一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事，就是旅行者未经许可不许照相，特别在发生了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访华后回去写了一篇对新中国的报导，里面谈到我国许多落后方面。当时“文革小组”极为不满，掀起了对其文章大兴问罪式的批判。这样，不许外国人看落后的，不许外国人照相，旅游者说中国落后面就认为他们不友好，对他们的接待也就不友好了。为了这些事，没收相机，把相机内已照胶卷曝光的纠纷层出不穷。我们只好写报告请示周总理指示，现定允许外国人参观的地方就应允许其照相。经过总理批示后，我们就有了上方宝剑，对各地参观点及“极左”分子有所约束，接待中减少了不少麻烦。
3．“风景出口”与“外汇挂帅”
旅游团来游览我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是不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