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到了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审查领导干部的历史，我馆的战斗队就把我扣留在老外交部后面的红楼老房子里，同李钊关在一起。他是驻尼使馆二秘，不知什么原因把他扣起来，我们不许交谈。
同时在这楼上被扣留的还有姚登山、姚仲明。姚登山原是红色外交战士，为什么也被拘留审查，这个红极一时的人物也作了阶下囚，我不大理解，但这种事在“文革”中太多了，一批一批的人物，你方演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眼花缭乱。但有一点，似乎人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手里。
3．我也被造反派扣押
当时抓叛徒的风气很盛，到处出现了叛徒，内奸，我被扣是因为怀疑我是叛徒，或者内奸。战斗队造反派在夜间开了我几次会，查问我的历史，当叛徒经过，我矢口否认我是叛徒，我被国民党扣押时我还不是党员，怎么能成叛徒。整整在红楼里关了我半年，后来军代表奉命合并各战斗队，把我释放回家，听候审查。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外交部和各使馆的“学习”队都要派人下乡，我们学习班走了几个，伍仪瑜被调去下乡，她很有决心下乡去干一辈子，等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要下乡去。但是我在1969年春被“解放”，就是说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工作了。我在“学习”班还呆了一个时期，帮助解决几个老干部、大使的问题。先解决了张世杰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大使、老干部却来个假坦白，弄得问题复杂起来，说他在新四军被国民党扣押时叛变了，才被国民党放出来。这个惊人的坦白，使得战斗队既吃惊，又欢喜，以为这是一个大突破。后来就组成三人小组，由我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结果他说是假坦白，以求早点获得解放。等我们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我拖到9月才去外交部报到。当时已开始恢复我国驻外大使馆工作，逐渐派大使出国上任。“文革”中我国与外国建交的约四十余国，除了埃及外，所有驻各国大使都回国了，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现象，各国也摸不透中国究竟想干什么。到1969年国内开始向各建交国派出大使，我表示不愿再出国，因为“文革”还未完，我驻各国大使馆里留下的人极左的占多数，国内战斗队还向国外使馆派人去当党委委员，外交活动仍要受他们的指使。我坚决不干，于是留在亚洲司当领导小组成员，搞了几年，1971年就派去旅游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