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我当时知道这件事侵犯了尼泊尔主权，但不能代表国家道歉，同时也未接到国内指示。在外交上向外国道歉是不准许的，于是我只简单答复我将报告国内。虽然尼泊尔并未因此事大作文章，比斯塔向我表示遗憾，态度还是友好的，但我心中却极为难受，认为做了件错事，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一个污点。
2．毛泽东批示：外交要“来一个革命化”“陈、姬、乔”被打倒
此后不久，我就病了。原来是感冒、发烧、肝疼，我援尼专家组有医生为我治疗，但他误用盘尼西林，打针以后突然浑身人抖，腹疼难忍，从床上摔下来，病情极严重，误用此药我反应极大，脸部及眼睛已现黄色，几乎丧命。去尼医院，尼方待遇很好，专门开一小楼做为我的病房，但其医疗技术太差，竟诊不出我是何病。使馆报告外交部，即来电叫我回国治疗。我于1967年6月间回国。深夜到北京，一到机场即被我馆“文革”战斗队用车送到老外交部东楼该队部对我训话，约法三章，不许乱走动，不许串连，一切听战斗队命令等。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见我爱人和家中人来接，后来知道是战斗队不许。直到半夜我才回到家中。伍仪瑜早就回来参加“文革”学习，对我详说“文革”及现在北京形势以及战斗队的情况。第二天我就住进北京医院。医院诊断为胆结石，必须动手术治疗。那时北京医院同其他单位一样也在搞“文革”，该院不只一个战斗队起来批院内学术权威和院领导，高级的医生一面接收批判斗争，一面还要看病，大字报到处都是，幸好对我们这些驻外大使还能认真医治。
在住院时，伍仪瑜常来看我并告诉我外面“文革”进行的情况。外交部及各馆战斗队彼此争斗组合互抢“左派”旗帜，我驻尼使馆有一主要战斗队参加“九九兵团”，（毛泽东1966年9月9日对驻外使馆的群众反映批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语。极左份子以此指示为名组织“九九兵团”）要打倒驻外使馆的一切走资派，主要矛头针对各大使，其中被揪斗最凶的有驻蒙大使张灿明，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驻法大使黄镇等，他们除在馆内斗争外，还联合各自主张相同，斗争目标相同的队组成大的战斗队，要揪斗外交部“最大走资派”陈毅部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陈要一批二保，就是要保陈毅过关，但“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把陈毅打下去，要定他是走资派。这个斗争一时在外交部及社会上闹得乌烟瘴气，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在首都各大街上。
接着又发表王（力）八七讲话，说毛主席讲外交没有神秘，二十几岁的青年都可当部长，于是由外交部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带头砸烂外交部政治部。
姚登山昙花一现
姚登山原在印度尼西亚当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我驻印尼使馆闹“文革”，波及印尼华侨社会，受到印尼的攻击，他维护国旗挨了印尼不法之徒的打骂，他奉命撤退回国，一时中国印尼关系恶化，他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在照相时他居然站在中间，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林彪。这张像一登报引起很大反响，我们都认为他太不自量了，可是大多数造反派、极左分子就把他捧上了天，认为他受到毛。林两位统帅的重视，是他们造反派的当然领袖。他带头到各部去砸政治部，闹得天昏地暗。这些都是我在医院时伍仪瑜告诉我的。同院住有我的老朋友辛志超，他是政协副秘朽长，人胆小，对于“文革”不敢置一词，只对我说“打倒牛鬼蛇神”这个口号提得好。章汉夫也因病住院了，对他的大字报不多，因他早已不是常务副部长了。不久乔冠华被打伤住院，他对我说，毛上席最近对王的八七讲话有批评，大势可能好转。他是外交部被斗的对象之一，造反派罚他在王府井卖小报，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他住院时龚澎和其女儿常来看望。
我在1967年9月间开刀动手术，切去胆结石，那时“文革”一闹，医院常出事故，这次我动手术受到医院重视，请来协和著名专家会诊并在场保护。11月出院，休息一周后即去参加“文革”学习。那时旧外交部东楼几十个房间都被各驻外使馆的造反派、战斗队占领。由各使馆的造反派主持，我们这些大使、参赞是挨斗挨批对象，开会时听训话，不许随便发言，所谓学习就是挨批。那时新花样太多，一时不管是传来伟人领油讲话，还是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登的文章都要学习，其中凡有黑体大字的就表示是毛主席的话或批改的，更要好好学习深刻领会，认为重要的还要游行示威、结队上街高呼口号表示拥护。那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一时反苏修的在全中国浪潮刮起，我们随着战斗队组织的游行队伍，上街大呼打倒苏修口号，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而过。
各单位派来军代表，要各派联合组成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运动。转眼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