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及总理本人亲自来电话，要将稿件于12时前送去。我们把稿件拟好打印后，依照那时部内规定，上呈重要文件须经每位副部长审阅，而每位副部长住处都较远，等机要通讯员乘车送去各部长审阅后，已是星期一凌晨，周总理那里电话不断，要求在当晚12时前送到已不可能。
等文稿送到时，总理批了，但毛主席已就睡，这样重大案件尤其是对原来友好国家发出最严重抗议，必须要经毛主席批准，但是因我们错过时间，星期天当晚发不出，星期一下午毛主席批后才发出，使馆最快也得星期二才能将抗议信送交印尼外交部。
星期六发生的事，中国政府迟到三天后才表示抗议态度，周恩来总理说这在外交上是大失误，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尼军警破坏国际法，破坏两国关系，特别在指责中国干涉印尼内政事务之后，在反华的高潮中，中国的反映是迟疑的，是不够快速坚决的。
电文发出后，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各副部长各司及我司有关人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指出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战场的战斗，要争分夺秒，像这类重大事件，外交部竟不能及时作出反应，是严重的失职。
那时章汉夫是常务副部长，但已因病休息，他还替我说了几句话，说杨公素他们在司里是一直坚持工作的。周总理说光靠他们司里坚持没有用，主要是你们这些当部长的。
这次批评还不算完，过了几天，周总理又召集了中央各有关外事口、及各部的外事负责人同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同志约百余人开会，就此案件向到会的人说明情况，重申对外交部办案的严重批评，更郑重的说明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斗争一样必须争分夺秒。
这是我从事外交工作受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批评。我马上搬到司里办公室住下，日夜注视着印尼及其他有关国家形势的发展，有事马上找主管副部长，不敢有丝毫延误。当时我知道这次事件的影响太大了，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在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反华政策的斗争。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批评外交部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