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胜，坚持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的镇压，逮捕了拉赫曼，引起了印度的干涉。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下，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是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我国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西藏军区司令被揪斗，西藏同内地各省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全国处于打内战的混乱中。当时我们了解东西巴的矛盾，东巴人对西巴的穆斯林政权不满，东巴的黄麻是国际上的抢手货，但卖黄麻的外汇全部用于西巴，对东巴投资很少。东巴的军队全是孟加拉人组成，但军官全是西巴人，这在宗教民族上造成极大的分裂，东巴人不满，要求自主是当然的。
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在武器上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进占达卡后，即扶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承认，算是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但孟加拉共和国一直对中国友好。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
2．在印尼“九·三○”事件中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印尼）关系极为友好与密切。那时苏加诺为印尼总统，他提倡反帝反殖，反对世界霸权的口号，与中国当时反帝、反殖、反对战争的政策相吻合，所以中国支持他的外交斗争。中国支持他退出联合国、改组联合国的号召；中国支持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国支持他新兴力量国家的设想并费很大力量支援他组织一次新兴力量运动会，等等。
但苏加诺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并不是强有力的，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他需要军队的支持作为他权力的最后凭借；军队需要他，因为他能使军队的政治作用具有合法性。苏加诺总统怕军队势力强大难控制，又竭力抬高和支持印尼共产党，使印尼共在支持和响应苏加诺国内斗争的政策下大大发展起来，成为平衡军队及其他反苏加诺派别的一个平衡力量。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参加了苏加诺总统所主张的纳沙贡政制，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参加政府成为阁员。而印尼共产党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苏关系争论上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因此，在中国对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大力支持下，对印尼共也给予支援。这些支援除了政治、舆论外，还有物力、财力以及军火等，同时所有这些支援都是通过两国政府间公开进行的。
印尼“九·三○”政变，我商务代表处被查
1964年以来，我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处理与印尼的关系。中、印尼交往的事务都经过我同第一亚洲司有关同志的手，但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中央联络部来处理。那时中国与印尼两国来往人员不断，在1965年国庆前，印尼派来了十几个代表团代表各种性质的团体来参加庆祝我国国庆。我负责接待印尼政府代表团。
在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忽然部内机要人员急急找着我，说印尼发生了大事，我急忙赶回司里见到使馆来电：印尼总统的警卫部队翁东中将突然发起“930运动”，逮捕了陆军将领并已处死六人，说他们要谋反、刺杀苏加诺总统，印尼国内发生了巨大事变。
我当即找到了陈毅元帅（他是外交部长），会同他一起见到周总理。当即决定将这情况告诉各印尼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些代表团中就有印尼政府的部长约十余人，他们急急返回雅加达。周恩来、陈毅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印尼形势的发展。
印尼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加诺总统已处于无权地位，陆军开进了雅加达，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上宣称“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而幕后支持者是中国。于是一个反印尼共、反华的运动在印尼开展起来，到处逮捕印尼共产党人。中国驻印尼机构受到监视。中国、印尼长期的友好关系一变而为敌对关系。
10月16日印尼军警突然搜查我驻印尼商务代表处，将我商务处人员集中在院内用刺刀监视，不许行动，然后搜查商务处办公室及宿舍，翻箱倒柜，寻找所谓支持印尼共的证据。
总理对我们提出严厉批评
此事发生后，我驻印尼使馆立即电告外交部。
16日是星期六，使馆发出特别加急电报，我在星期天下午才看到电报，觉得此事太大，印尼方面完全破坏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非法搜查我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并用刺刀威胁我国外交及公务人员，应该提出严重抗议。马上又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指示马上拟好抗议稿于当晚送呈。我会同我司几位有关同志一起先商议，后起草报告文件，说明事件经过，然后拟出对印尼政府的严重抗议照会稿。
此时已近晚上11点，总理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