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否则将不只扩大势态并于各国不利，而且印尼飞机无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现在只可给以物资等援助。谈后，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同他们共同进餐。此次会见我一直参加，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双方主力集中在拉合尔战场，巴军处在危险境地，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
这是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拟定出兵援巴，周总理修改最后通牒
9月初，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北京。在贺龙元帅请毛泽东主席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时说，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就表明毛泽东主席同意了出兵援巴。因此中国作出决定要在中印巴三国最接近处采取行动支援巴军的抵抗。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生事。中锡已划定边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侵犯到中国一例修筑大批侵略工事，几年间大小工事约有56个，对中国领土和主权进行肆无忌惮地和破坏。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蝶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即命我当晚交给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我当即回部在16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限印度于三日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梅达看了照会后，当时要向我提出辩解，我马上阻止他说，时间有限，请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赶快将照会送回新德里。他只有急忙登车而去。
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和印度边界交涉以来最称心的一次事件。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且经他亲自修改加进去的。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出乎题外，而且这个照会在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中国这个最后通牒式照会的目的也很明确。这是我在外交部办理支持被侵略国家的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被“解放”（1969年），我当时仍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都有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参加使馆党委，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派别在部内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还要受到国内无端的攻击。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那时从部到司都有领导小组，有军代表、造反派头头参加），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的居民多半（可能全是）印度教徒，它原来称为孟加拉。190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教立国，西巴基斯坦原是回教徒，巴的中央政府也是回教徒当政，对东巴基斯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