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底，我在拉萨已工作了十年，原来进藏时订的三大任务，外交权已收回了，外国在藏的特权也取消了，建立与邻国正常关系，有了两个协定可以说也做到了。但中印关系因边界问题发生冲突，在我自卫反击战打退印军进犯后，正值中印协定八年期满，印度拒绝延长，并封锁西藏，印藏来往断绝。自此，外交部调我回部担任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我于1963年回部工作，不久司长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第二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及印支的柬埔寨、老挝。
当时同我建交国家不多，陈毅元帅上任时，曾说他要突破五十个建交国家，可知那时同我建交的还不到50个。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因此事务很多。
1964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直走下坡路，他就是撕毁帮助我建原子弹核武器协议的，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乎醉倒。
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四清照“桃园经验”工作过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1963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1．在印巴战争中
从1963年夏季起我就担负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着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搞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苏加诺发起号召，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参加国家的邀请，先由我们的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各国运动员队伍来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由我国出，运动会由印尼办，但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由我国制作，包办一切。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负责的黄中副主任商办，忙了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几次。
但是，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印巴战争。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印度从侧翼进击，大军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巴军后路，巴军在克什米尔渍败，乃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战事甚为激烈，巴军处于危险境地。中巴关系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较为友好。
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紧张，乃向中国求救。当时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到外交部，三天五天地要直接找周恩来总理，除汇报战争情况外还要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部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巴基斯坦总统请求中国出兵
巴军英勇作战，不计后备力量，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就在当天下午总理命我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新制坦克后，要求亲自驾驶，事后他跳出机舱，竖起大指拇说，这种坦克好，他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一部份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一个印度大陆，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道由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太久，巴基斯坦乃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巴飞机每天有不少架次飞行，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周恩来总理命我从机场陪他直接到西花厅，总理亲自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