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工作十年，同达赖、班禅两位活佛有过不少接触。现在我谈谈当时对达赖的印象。
1．我是达赖的下属
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5岁时被选为达赖十三世的转世灵童。
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达扎摄政遭到反对，布达拉宫下出现了要求达扎下台的揭帖。10月下旬罗布林卡的官员大会上发生争吵，于是采取降神、占卜决定大事的办法，结果达扎辞去摄政而下台，由未满18岁的达赖亲政，但实际仍由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主持。
我到拉萨时，达赖已从亚东返回。伪“人民会议”事件后，两司曹辞职，达赖在噶厦和经师协助下管理事务。
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前，我们只在礼仪场合同达赖见过面，比如中央代表张经武或西藏工委正式宴请达赖，达赖宴请中央代表及中央进藏高级干部时，我们向达赖致敬问候。
中印协定签订后，我虽是中央代表的外事帮办，不是达赖的下属，但张经武代表仍要我向达赖汇报了签订中印协定的一切情况。同时执行中印协定，有许多地方需要西藏地方政府配合。他注意地听了我的汇报，对某些方面还提出问题要我进一步解释，最后他简单地说了几句，拥护中央和印度的谈判，表示命噶厦执行协定。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他虽年轻，但表现沉着，不大言笑，对我不摆架子，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友好，他表示要和印度和平友好下去。
后来，有几次比较更深入的接触。
一次是1955年川藏公路初通，外交部和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十几位西方记者访藏团，其中有当时因报导朝鲜战争出名的英国记者威灵顿，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有塔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社和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提出要访问达赖，达赖把我找去，我详细地汇报了这些记者的情况。我建议可以请记者先提出要访问的问题，然后约定时间会面。在记者们提出问题后，他又找我，征求我对准备回答的意见。当时那些记者关心的是西藏地方对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办法的态度和情况，西藏人民生活情况以及西藏内部的制度、宗教和社会状况等。达赖的回答，显然是经过噶厦、经师们草拟的，还算得体。会见后，达赖宴请记者时，气氛显得活泼些。我至今还留有宴后合影的照片，从这张影片上，看不出达赖只是刚刚20岁的青年。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来藏祝贺。我当时被任命为接待中央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在关于达赖会见代表团的仪式问题我同噶厦和罗布林卡总管等协商很久，最后欢迎仪式还是经达赖亲自定下的。那样一种欢迎仪式（在后面将有叙述）既照顾西藏的习俗，又表现了对中央的尊重，达赖接受了，他是识大体的。
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是主任，我们外事帮办处改为西藏外事处，虽然对外工作仍是中央统一处理，而我们处的编制属于筹委会下的一个单位。达赖同时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我是他的下属，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情况就多了。他态度很好，没有把我当作下级对待，当然更不同于他对待西藏的下属人员，对他们还是实行西藏传统的一套。
原来西藏的外交局与我们外事帮办处合并后，原外交局的藏族官员都和我们并在一起，成为中央机构的人员，这其中就有达赖的姐夫彭错扎西，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呆过，汉语说得很好，他同他的妻子，达赖的姐姐泽仁卓玛住在达赖家尧西林卡。他常邀请我们，西藏外事处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女干部去尧西家玩，我们的女同志同泽仁卓玛和达赖家其他女属关系搞得很好。
2．印度苦心拉拢达赖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印度方面突然加紧对西藏的活动，它似乎对西藏不放心，怕西藏与中央接近，会使它丢失了什么，从它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几次要求来西藏“视察”可以看出。最后，我们同意潘特作为印度官员来西藏旅游，但不同意来“视察”。他在1956年夏季来了拉萨，他活动积极，向噶厦、贵族送礼，向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布施，并要向达赖致敬、送礼。达赖接见他两次，一次拜会，一次达赖宴请，我都参加了。达赖已不像1955年接见外国记者那样拘谨，而是比较自由开放，较为自如地与潘特交谈，但他仍在谈后问我他的谈话有什么问题没有，口气只是一种应付，表示他尊重中央统一对外，但不再像过去那样真心。
潘特这次来藏的活动，其最大目的是要请达赖去印度访问。
尼赫鲁对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危及到他企图控制西藏“自治”的打算，内心深处是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但是西藏的发展，如西藏军区成立了，面藏自治区筹委会也成立了，眼看中央政府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他觉得他的打算要落空，于是积极地做西藏上层和达赖的工作。潘特走后不久，锡金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