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起因
1960年中印两国举行了官员会晤，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这次“会晤”是中印就边界问题最后一次在谈判桌上交锋。我参加了这次会晤。
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逃去印度，尼赫鲁以为干预西藏的时机到来了。他想重温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美梦，提出在印度召开中、藏、印三方会议来调解西藏纠纷，这样他的印度又可以处在调解地位来操纵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这个建议自然遭到中国的反对。接着西藏实行了土地改革，把多年来压在藏族人民头上的农奴制度推翻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人了。这个改革使尼赫鲁震动太大，他恐惧的共产主义（其实土改不是实行共产主义）已经来到印度边沿。他曾经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用西藏同印度隔离开，以免波及印度的打算破灭了。他不甘心在西藏的失败，就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较量。先要中国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使中国政府在国内外丧失威信。又用设立哨所的方法逐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印度把它的武装边防哨所设在中国边防哨所附近，甚至在后面，把中国哨所包围起来。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共设立了43个哨所（侵略据点），印度报纸公开宣扬，这些点已占领了一块2500平方英里的土地，称为“拿破仑式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无二的胜利”。印度要用武力把中国边防军从中国领土上赶走，这不只是要夺取中国领土，而且要使中国政府蒙受侮辱，在国际国内失去威信，达到尼赫鲁继续控制西藏及在亚洲称霸的野心。印度政府以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台湾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缓和边界形势、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案拒不接受。
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4月亲自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会谈。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将会谈中出现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归结为六点，建议双方肯定下来，以便两国政府继续会谈。但是尼赫鲁不同意，意味着印度拒绝继续谈判，甚至拒绝他自已提出过的东西，尼赫鲁的态度是要中国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领土要求，这自然是中国不能同意的。在周恩来离开印度前夕，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中提到“两国总理同意，两国政府官员应该会晤、审查、核对、记述地图和其他资料，并且拟出报告递交两国政府”。“双方还同意，官员们应该从1960年6月至9月轮流在两国首都会晤。第一次会议应该在北京举行，官员们将在1960年9月底前向两国政府报告。”在此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
这是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官员会晤的由来，请注意这里的官员级即司局级，是会晤而不是会谈，是各述理由而不是讨论边界问题。
2．经过
印度由印外交部中国司司长梅达和历史司司长戈帕尔为官员代表，我方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和我（西藏外事处处长）为官员代表。中国官员的顾问是钱嘉东、廖德云，印度方面的顾问是白春晖、穆尔蒂和拉奥。另有专家及工作人员从6月起一共举行了三次会晤。
这次官员会晤的过程及双方提出的对领土主张和理由，根据及证件，印度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白皮书，把它主张的和反驳我方的文件全部公布。
我国外交部也于1961年3月发表红皮书，同样将会晤经过和我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主张、理由、根据、证件及反驳印方的主张等文件公布。
中印双方官员第一次会晤从1961年6月15日到7月25日在北京举行。那时北京尚没有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还在外交部街旧址，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举行国际会议的地方，外交部选择在当时新建的北京饭店六楼会议厅进行。在这里进行有许多方便条件，一切需要的招待都由北京饭店供应。会晤是封闭式的，不许记者参加，在我们进行会晤时，那层楼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的。第一次会晤讨论议程，双方争论很长时间，印度方面坚持认为双方官员的职责只在审查事实材料，不应涉及立场问题。因为中国方面提出根据历次两国的通讯和会谈表明中印双方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或接近点，即周总理在德里会谈时提出的六点。[注●]因此，中国方面认为目前双方存在着三个主要分歧点：即
（1）中印边界是否已经正式划定。
（2）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在哪里。
（3）目前双方实际控制线在哪里。
这三个主要分歧点是需要通过审查事实材料加以弄清的。印度方面不同意，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六点印度政府已全部拒绝接受，官员会晤的职责只在审查事实材料，只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印边界线在哪里，不应涉及立场问题。双方讨论的结果，确定了官员会晤的议程大纲，即一、边界的位置和地形。二、条约和协定；传统和习惯。三、行政管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