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邦人，他们带来廉价的工业品如铝锅、盆、布、针线及其他日用品，以不等价方式换取阿里藏民的羊毛、牦牛尾等，获得高额的利润。印度商人还放高利贷，在藏民还不清债务时，将其羊、牦牛折低价赔偿。更严重的是印商将其所赚来的牛羊，并不带走，交给原藏民代为饲养，规定每母羊一头，明年要养两头至三头羊羔。这些羊羔是归印商所有，如果不够则利上加利，算为藏民欠的债务，如果有多余的则归藏民所有。阿里地区高寒，草场退化，每年大雪封冻，牛羊受害者不少，藏族牧民一年辛苦下来，哪有多余羊羔，因而利上加利，大半藏民成了印商永久的债务者，实际成了他们的牧奴。这种放高利贷贸易的方式称为“协敖”。这是印度商人一种超经济的剥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新疆经过噶拉昆仑山、阿克赛钦大沙漠进入西藏阿里的，由于道路遥远，交通不便，在公路未修通前，所有运输工具仅能供给进阿里的部队和工作人员食用，没有办法代替印商的交易。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虽然在上写有公平合理贸易字样，实际那时还做不到。直到由新疆到阿里的公路修通，由新疆运去物资较多，才逐渐改变印商的剥削。1962年印度大规模向西藏边境进攻挑起战争失败以后，印度断绝与西藏包括阿里的来往，但我国已完全可以供应阿里五万藏族同胞的需求，相反地印度北方邦等多年靠阿里羊毛作原料的纺织厂只有关厂改业了。
阿里有一圣湖叫玛法木错，湖水晶莹清澈，碧蓝如天，湖后有一雪山叫同仁波切即冈底斯山，山峰终年积雪，雪峰映着碧蓝的湖水，风景极为壮观，在阿里高原上确是极为圣洁雄伟的景色。这个圣山圣湖为藏族佛教及印度印度教视为极其神圣的圣地。印度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时曾说，这是印度教的圣湖圣山、印度人曾把甘地的骨灰撒进圣湖，印度人对它有特殊的感情，大有把该湖划作印度所有的之意，我们为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同意印度朝圣的香客仍可自由去朝拜圣山圣湖。
印方提出要为朝湖的香客修筑驿站，提供食宿，因为由普兰宗的里普列克山口人境，去圣湖尚有三、四天的路程，一般朝圣的都要绕湖一周至几周，也需要三、四天，但那时阿里没有供他们居住食用的条件，所以印度方面向我们提出修驿站的要求，我们只能应允尽可能的提供。中印协定前，每年约有几百印度香客来朝圣，他们的确是贫穷虔诚的信徒，不顾高原的空气稀薄、气候严寒，风餐露宿，踏冰卧雪，艰苦跋涉来到圣湖圣山朝拜，围绕圣湖礼拜，走时带一瓶湖水，是他们莫大的幸运与超度。但自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后，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开放了阿里，一时朝圣的香客大增，由原来的几百人陡然增至几千人，1957、1958年甚至达到万人以上，这些人与原来朝圣的不同，要求住驿站，要求提供食物、燃料，要求代步的运输工具，而这些在当时西藏阿里是不可能满足的。于是这些“香客”向其政府提出与中国政府交涉。那几年，从1957——1962年我们每到朝圣季节就为这些“香客”的交涉所困扰。但是在这些大量涌人的香客中，除了上述真正的信徒外，夹有不少的好奇旅游者，甚至有印省邦的高级官员，还有不少商人借朝圣为名无代价要求我们提供运输的牛羊（在阿里，羊也是牛一样的运输工具）。还有一些探险者、记者、高贵的夫人等。我们在阿里的外事分处只有七、八个人。他们会同一部分解放军同志，每年为照应这班“香客”付出不少的努力与辛苦。
1962年印度封锁西藏后，我们仍允许朝圣的来阿里，真正的信徒仍然是有来的。
畸形繁荣的亚东市场
根据1904年中英关于藏印商务条约的规定，在春丕谷亚东设立商埠，作为英、印人在藏的贸易市场。英国人来春丕谷实地考察后，不是在亚东而是在下司马，离亚东约五里多的地方定为商埠所在地，因为下司马靠山有一块平地可作为修建英印政府派来商务代表的官邸。那时英国人想利用亚东作为侵入西藏甚至中国西南腹地的据点。但是实际情况与其意图相反，首先藏民拒绝通商，那时西藏主要还是同内地青海、云南、四川通商。英国人一再要求印茶输人西藏，受到中国政府反对，同时西藏人习惯饮用内地砖茶，印茶无人购买。英国人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不但没有英商而且连印度商人也没有在此开设商店居住下来。只有几户尼泊尔商人在下司马设店，作为他们运货到拉萨的转运站。辛亥革命后，英国人怂恿十三世达赖与内地决裂，唆使十三世达赖亲英。由亚东到锡金岗拖要翻越乃堆拉，英国人将此路开通并设有电话、驿站，于是这条路成了西藏通往印度并且是向外交往的唯一出路。西藏的噶厦、贵族、寺庙贩卖羊毛出口，运人他们使用的日用品和洋货，就是经过这条通道。但是从亚东这个商埠来说，仍然只有几家商店和作为运输工具的骡帮住地。
和平解放西藏后，解放军及中央工作人员近万人进入西藏，中央规定进藏人员不食西藏，西藏司曹鲁康娃也不许藏民出卖食物，要把解放军饿跑，加之内地交通不便，我国外交部与印度交涉，运十几万斤大米至印度加尔各答转到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