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架设刚成功，国民党当局就下令抛石合龙。但石料须自新乡潞王坟石场经由火车运来，我游击队袭击了潞王坟石场，石料不够，又恰值黄河汛期到来。河水猛涨，将花园口东部栈桥桥桩全部冲走，花园口第一次堵口合龙失败。
2．黄河谈判，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经过这次斗争，国民党与联总不得不重新同周恩来谈判，重新恢复原南京六点协议，决定偿付我下游复堤移民的费用。7月中，周恩来同志来开封会同联总、国民党及我区黄河小组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很特别，会议桌摆成丁字形，联总的代表驻坐在丁字的中间，他两边坐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官员和主要工程师，右手桌头坐的周恩来，左边桌头是国民党代表，我们坐在条形桌的两边。
在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的讲话，分述黄河的危害与1938年人为决堤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分析了国内形势，强调必须执行“南京协议”。会开了一天，大家一致认为堵口和复堤都应按“协议”执行。这次会议我陪同冀鲁豫党政负责同志参加，并在我驻开封办事处听取周恩来同志对我们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花园口堵口工程在1946年12月又一次失败，直到1947年3月堵口终于合龙，黄河水又重回故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进行全面内战，我在黄河南岸军队已返回北岸，刘邓大军正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战略，出没黄河两岸打击敌军。
堵口合龙，黄河恢复故道，但黄河谈判未完，双方提出要保护两岸河堤安全，不许破坏，这项交涉仍由联总从中主持，因国共双方已正式打起来，难以进行商谈。这时我的职务有了变动。前一阶段，我主要做翻译联系工作，并被任命为冀鲁豫行署交际处处长，但实际上我没有管交际处的事。我主要是做联总的工作。那时解放区也成立了一个救济总署叫解总，是专门对付联总与行总的。我被任命为解总冀鲁豫分署的秘书主任，兼黄河谈判的代表和翻译。
1947年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率团撤回延安，黄河谈判结束。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全面封锁，我区与外界来往已完全断绝，唯有解总在已解放的烟台设有办事处，另就是冀鲁豫通过黄河东明渡口还可同外界交往。那时国际上有许多友人及慈善团体设法声援支持解放区，其中有如英国的公谊救护队，国际红十字会，加拿大及美国友人组织的医疗救护团体等。1947年就有公谊救济队派来两位医生、一位翻译为黄河沿岸的群众治理大肚于病，他们称之为黑热病的一种。他们长驻解放区，我负责接待与协助他们，除了负责他们的生活与安全外，还要向群众宣传。
一些国际慈善团体、友好人士募集了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及医疗仪器存储在天津等候运送解放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多方交涉，国民党允许他们用卡车经由黄河东明渡口送来。从东明渡口到冀鲁豫解放区的张秋有近百公里路程，沿途有一大段路属游击区。我负责去接这批外国客人及物资，晚上沿黄河大堤行驶，近十来辆汽车灯远射，像一条长龙，引起了我游击队的警惕，开枪射击，我不得不冒下车找游击队交涉。到达张秋已是半夜。这时大雪盖地、天寒地冻，外国朋友到后，冀鲁豫行署负责人设酒宴招待，并安排他们睡在有木炭火盆的卧室中，四位外国友人一房。第二天，我还未起床即有人叫我说出了事。我赶去招待所时，发现一位外国友人哈立森大夫因中煤气逝世了。行署负责人连同其他三位外国朋友都十分惊讶与悲痛。除抢救无效办理后事外，急忙报告解总总部。在总部王荫甫同志出席下，我主持了哈立森大夫死因调查会，在会上三位与哈立森同房的外国的朋友证明他是因中煤气身亡，他们还证明哈立森大夫原来已患感冒，年老体弱，经不起日夜奔波，无力抵御煤气。死亡原因查明，参加会议的人在记录上签字。行署举行了较为隆重的临时安葬仪式。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接着我即调往解总总部担任秘书组组长，在石家庄与“老板”熊瑾玎可在一起工作了。
3．陪周总理欢迎苏联驻华使馆北迁
1947年底我调到石家庄解放区救济总署担任秘书组长工作。董必武是解总的主任，总署实际的负责人是熊瑾玎夫妇，我们称他们为老板和老板娘。他们俩是老党员，多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党内地位很高。解总的小事我们作主办，大事由老板请示中央办公厅。老板和老板娘对我很好，我们秘书组三、四个人很团结，干事积极。但是时间不长。天津一解放，解总搬到天津，我就离开解总去天津外事处工作了。
天津解放后，接着是南京解放，黄华由天津调去南京担任外事处长，章文晋接任天津外事处长，我从解总调去任副处长，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各地都是用军管会名义或地区性人民政府的名义管理。比如在天津，黄克诚是军管会主任，黄敬是天津人民政府市长。
外事处军管会，表示是在军事时期，可以不受所谓国际惯例的限制。当时执行的“打扫于净房子再请客”的政策，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对外关系，清除外国在华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