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关，因我是党员，我认为应该怎样谈，由我用英语讲出去，不管赵怎样说，一切由我负责。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翻译。赵明甫保了险，将来有政治运动时，他同美国人交涉这一段经过，有人作挡箭牌。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点，我因为组织上信任我就积极去干，由此也可看出段君毅同志的胸怀。
经与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联总驻开封人员一同商定，同意我解放区黄委会派一代表驻在开封国民政府黄委会内以便联系。赵明甫为我方代表，但他不常住，派一秘书常住，这位秘书一个人住在国民党衙门内，自然够苦闷的，好在我们常去，大家交换情况。我们第一次去开封还是由联总驻荷泽小组长亲自开车送的。后来与国民政府军政方面商议好，给我们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我们即可自由进入开封城。这在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办法。当然这个特别通行证在花园口堵口完成后就不适用了。
联总的外国人办公是在一个教会的大楼，宿舍选在城南一座教会神父的大院内，我们曾去参加他们的宴会与招待会，吃的是西餐，酒会用鸡尾酒，我仿佛又回到了燕京时代，并且比那时更洋化更高级。
我们曾利用往返开封之便，从国民党区带回几位想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学家，如诗人王亚平夫妇，他来后就担任冀鲁豫文联负责人。我的工作有几种，首先是做好联总小组的工作，给他们介绍，我们复堤移民的情况，要求他们及时提供物资及需要物品、工具。经周恩来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联总交涉，允许偿还我下游复堤用工料款60亿法币，下游移民救济费150亿法币，发放下游复堤工粮约面粉8500吨。[注●]这个数字并未完全拨下来。经过我们与开封联总办事处多次交涉，联总拨来几百吨面粉和大批美国剩余军用物资，这些物资中什么都有，大至机械，小到衣服、食用罐头、巧克力等。我们拿来分发给移居的群众。联总小组还赠送吉普、中型吉普（约一吨半的运货车）二十来辆。
第二是接待来参观考察我区复堤移民情况的外国人。那时国共双方对峙，中共建立的解放区对外界是个谜。除塔德及联总人员来视察我复堤工程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周刊）的沙布伦，专栏作家罗辛格。塔德来视察时，称赞解放区是真正执行南京口头六点协议的，并对他负责的堵口工程和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官员表示不满，说他们工作不积极。像沙布伦、罗辛格等新闻记者对解放区情况及复堤工程特别满意，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讲述黄河问题。在联总人员中，我们争取了开封办事处主任危海宁及总部的韩森等支持我们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我会见过几位自称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人，他们也在联总工作，私下也告诉我一些联总的内幕。美国人韩森先后来我区三、四次，与我很谈得来，据他说他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学的是社会系，他的父亲早年在中国当教师，所以他会汉语。他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直表示对中共解放区的同情，他还透露了一些联总内美国军人的专横情况。后来我们解放南京后，他未走，被我军俘获当作特务审查，我那时任西南外事处长，曾为他写过证明材料。
第三就是注意花园口堵口情况。先复堤后堵口的办法虽然国民党政府已经承认，但是它并不执行，按照蒋介石及其军事要人的计划是赶快把花园口堵好，让黄河尽快地冲进解放区，实现他们的“黄河战略”。
塔德为了显示其工程技术，提出六个月堵口计划，而他的堵口办法是采取“抛石平堵”方法，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中国工程师们反对这个方案，主张用中国传统的“捆镶进占立堵法”，认为按照塔德的方法要在六月合龙，即在大汛前夕合龙是不可能的。他们双方争论结果，自然是联总的美国工程师培德胜利，他就在花园口安营扎寨大干堵口工程。
我们去巡察时，好似进入一个宛如大军营的“现代化”木板结构城市。国民党政府动员了一万七千多民夫，使用大批美制机械昼夜不停地加紧堵口工程。塔德对我们（赵明甫和我）表示很欢迎，带领我们看他的工程施工情况，并特别请我们在他的住地吃饭，除鼓吹他的工程外，还要求我们赶快把旧堤修筑好。看他那股施工劲头，是要不顾我区复堤完工与否提前堵口合龙。那时国民党军正缩小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包围，并对豫东地区展开进攻，切断三野与中原解放军的联系，花园口若堵口合龙正是实现国民党的淹没解放区的“黄河战略”。所以我们并不支持塔德，认为他是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是“黄河战略”的执行者。但是从我和赵明甫的观察，他并不是个阴谋家，也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他是个很骄傲、自信其工程能力的“美国著名”的工程师。他反对中国水利专家的意见，要以美国的技术、财力。实现他的计划，从而客观上起了“黄河战略”的执行者作用。我们这种看法得到行署领导的同意。不管对塔德的认识怎样，他提前合龙是违反“先复堤后堵口”的协议，对我区是不利的。6、7月间，下游黄河旧堤正紧张抢修时，国民党以几十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苏皖两解放区，花园口东部工程的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