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逃出集中营，更名换姓“杨公素”
这所劳动营刚刚新换了招牌，原来的招牌上写的是洛阳劳动营，现在写着西北劳动营洛阳招生办事处。
进去后才听说，国民党把原来西北的几个劳动营统一起来，归西安的劳动营管辖，其他如洛阳、兰州统改为招生办事处，归胡宗南、蒋鼎文掌握。
原来国民党在全国各地设有集中营关押政治犯，在营内施行新的严酷手段惩治，镇压进步人士，因为受到多方的责难，指责国民党采用法西斯统治，所以把集中营改为劳动营。劳动营伪作学校之名，行集中营残酷镇压之实。
我进去时，正赶上他们转换机制、调人换马的当口。我一进去即送到一办公室，由两个穿校官服的军官训斥一番，叫我要规规矩矩，遵守训导，不许乱说乱动，要我先写篇自传。
我写了第一个自传，这个自传强调我做学问的经过，列举我写过的文章及出版的书名，说明自己是北平著名大学的硕士；再述我在山西国军内为抗日战争服务几年，尽了我爱国的责任；重点落在与林荫根的矛盾，是他处处陷害我、排斥我，要求当局替我主持公道、还我自由。
这篇自传写好交出后没有下文，原来劳动营改组变为招生办事处，不搞劳动营那一套审问、“改造”的作法，站长的责任只是当扣押的人达到一定数目时，用火车押送西安完事。我知道后，即设法找赵荣声、孟用潜等保我出营，至少也不要送去西安。若送去西安，在胡宗南、蒋鼎文的手里。
赵荣声来看过我，告诉是刘戡叫文朝藉扣我的，可能不会送我去西安。我写一信给刘戡表白伸冤要他早日放我，又写信给我在重庆的二哥请他寄钱来我有急用。都请赵寄走。给刘戡的信自然没有下文，二哥不久即寄来几百元。
我知道是刘戡不会送我去西安。有了二哥寄来钱，我就想法活动起来先改善我在营中的处境。新上任的处长是个粗人，他在大院内另一个小院同他的姨太太居住，成天打牌喝酒。这个院内扣押人的房屋和事务，他交给他的同乡（湖北人）兼小舅子姓王的管。新处长对我们的食、住不管，只克扣伙食费、办公费等自用。可怜我们这些长住的犯人，吃的是小米夹石子的粗饭，菜只有一碗野菜加盐。这位王管理员办了个小卖部，里面除香烟、火柴、肥皂外，还有豆腐乳、咸菜，以此大嫌我们的钱。我自然每顿要买，而且还请他派人在外边买点肉，香肠等回来吃，就同姓王的关系搞好了，他渐渐对我无话不谈。这位队长克扣犯人伙食费、吞没公款受人的指责，大有保不住地位的危险，姓王的管理员介绍我替队长写辩白的公文，我因此又同姓王的一块见了这位队长，我为他写了辩白书。于是我成了营中的一位特殊犯人。
后来躲警报王曾带我们出院到附近大的防空洞躲避，在解除警报返回营时，我请王管理员去附近西工街上馆子大吃一顿。他知道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犯人，是大学生、学者，又曾是刘戡的同上校秘书，罪情不大，在洛阳关系不少，也特别同我接近，在我这里他捞了不少钱。一天从山西前线押来十余名犯人，其中有地工会的何令扬等人，我见了大吃一惊，不知93军出了什么事。晚间我偷偷找到何令扬，他才说出牛克坚在屯留公路丢失人名单，所有在93军留下的除了李之乾、赵大斌逃去北边外都被捕了，王文海被酷刑致死、冯毅被扣在军部，叫刘戡回去处理，他们几人要送西安集中营。他说这是166师师长在刘戡不在时干的，那位师长还说佘秘书是共产党的奸细。我这才恍然大悟，西安方面为什么要盯梢我，刘戡为什么要在洛阳图扣我。我还算万幸，假如我被中统抓去，那将不知是什么结果。刘戡总算手下留情。
就是皖南事后，国民党从安徽河南交界处的太和、阜阳一带逮捕大批新四军，约有几十人被押来洛阳转送去西安，因为人数较多，这个大队长忙了三四天才送走。在新四军这批干部中我也是悄悄地同他们接近，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这一巨大的反共事变震动了我，使我愈加要逃出这个地方。
最令我吃惊的是刘群忽然同一批工合的人关进来了，我简直昏了，不知洛阳又出了什么事。刘群一来，当夜我们就联系上了。原来徐立行在伏牛山一带搞了个训练班，准备在敌人打过黄河（那时黄河已在花园口决堤向南流入安徽、江苏）进洛阳后组织游击队伍打游击。他这个训练班被国民党破获，徐立行跑去延安，刘群在训练班被捕了，也要送去西安。我才知道徐立行要我等他的消息却久等不到的原因，原来他是去搞游击训练班把我给忘了。但刘群说他并没有忘记我，只是让我等一等，谁知山西前方出了事，我就等进了劳动营。我讲了我的近来情况后，向他说第一不能被送去西安，一去就完蛋，你是工合会计，借口尚有帐目未清，叫孟用游设法留你几天，俟帐目弄清再送去。第二，我已设法买通了人，可以俟机逃出去，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在东关，我们可设法逃到哪儿去。他有点将信将疑，经过他同工合联系他又可以留几天。我特意向王管理员介绍了刘群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