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躲警报后曾去西工吃过小馆，他非常高兴。
在6月中旬的一天，我向王管理员说下午去城内吃馆了，他同意了。在黄昏时由他带刘群与我去洛阳城内汤包。在吃饭时买了张报纸，上面载有京剧广告，我提出三人去看京剧，但没带钱，由我同刘群去工合借钱，让王管理员在饭馆等我们，他居然答应了。也是他多次同我外出，我都规规矩矩，一切行动都照他说的做，所以他不疑心我们，这次他却上当了。我同刘群一离开饭馆就先去一家小石灰厂躲避。等到夜深时，我就同刘群去东关18集团军办事处，我们二人就这样逃出国民党的劳动营了。
我同刘群于1941年6月从劳动营逃出躲进旧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以后简称洛办）后，一时间在洛阳引起哄动，说是93军一个秘书逃跑了，洛阳军警马上把王管理员扣押，那位队长被撤职，孟用潜的工合被搜查，赵荣声也处在追查之下。我到了洛办，处长袁晓轩早已认识，还认识了处内的各级负责干部和袁的夫人。
他们都对我很热情，我们向袁报告了逃脱的经过。他说外面追查很紧，劝我改用一个姓名以作掩护。于是我就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一则杨公素真的曾有其人，但已失踪多年了，二则我用来可以纪念我的同学好友，有人要查杨公素的家世我也知道，从这时起我佘贻泽就改为杨公素了。
来到洛办后，我是十分高兴，终于找到共产党了，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洛办除了本身的人员外，还有不少外面呆不住躲进来的人，其中有演剧四队的几位演员，孙洪也在其内。每天晚饭后在后院玩耍，后院有一篮球场，我在球场上还很出风头，毕竟我在东吴时是校队的，虽然几年没有打了，现在重上球场仍然能恢复当年身手。再就是唱歌，散步，找人交谈，十分自由地活动，我渐渐地与孙洪接近多了，对她产生了爱慕。
我住进来不久，洛阳经常有日军飞机轰炸，躲警报时我们出后院外郊区农民菜地分散躲着，解除后即返回。一次我们将返回时，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要我一人留在菜园内等一会。约两小时后才叫我回去，一问才知道是洛阳卫戍司令部来人，按洛办的花名册点查人数。卫戍司令部来人中有位秘书是燕大的学生，据说认识佘贻泽，他是来查我的，而我在花名册上写的是杨公素，他们点到杨公素又不在，说是出差去了，这样就应付了一次检查。这时正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战况激烈，德军进攻很得势，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猖狂，反共更加卖力。
朝鲜爱国志士组织了朝鲜义勇军，他们有部分人从重庆来到洛阳要去华北，洛办决定让我们（洛办指导员同几位逃来的人包括我、孙洪在内）同他们一起去华北，叫我化装为朝鲜义勇队的成员，从后院郊区上船，同朝鲜义勇队人员一起乘船离开洛阳。
我们这一路三十来人打着朝鲜义勇军的招牌，得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批准文件，大摇大摆地从洛阳坐船由僵师、孝义到汜水，由汜水过黄河经过温县、武陟、修武到山西陵川、壶关沿途几百里地，逢关过卡受检查，同沿途国民党军政人员打交道。
2．入党遭怀疑，彭总作保证
金秋10月，我们来到壶关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交界地，这里被称为游击区，是因为这里是日军、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势力范围的交界上，三方都不能完全控制，但都经常来巡查一番。这三方面的军队汁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村里的村长都知道。我们找了这些村的村长，摸清了三方人马的底细，决定钻空子进入壶关人民政府管辖地方，较安全的地段是一个陡险的山坡，我们就在山坡对面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时机、中午村里炊烟起时，四野无人，我同一位朝鲜青年爬上山坡，爬到半山时看四下无人，便发出信号，然后大队人马登山而上，翻过山头即进入壶关人民政府辖区，找到了村干部，被引进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两天。至此，我们与朝鲜义勇队分手了。由壶关分路，我们洛办来的去太行山根据地，他们去河北某军（国民党杂牌军）。
当时129师师部驻在涉县，我们到时正开运动会，大会会场上高挂红布上书“在毛泽东旗帜下奋勇前进”。洛办的孙超对我说这是一个新的口号，说明党内已确立毛泽东为领袖。他是共产党员，说这话时显得有点惊讶，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心思，但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历史。从我当时所看到的党内历史书籍知道，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曾发生几次斗争，现在终于确立了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听了也很高兴。
129师运动会进行了一半，我们洛办人员也参加了，我是洛办篮球队队员，我们进行了比赛，得了个第五名。由于开运动会，129师的各部队都派有人来，我在这里遇见了陈赓，他是385旅旅长，从太岳来，他为人非常平民化，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我久仰大名，自动去找他，我们谈起来了。我说大革命在武汉时，我听说外交部特务处的领导陈大少爷就是你，他哈哈大笑了，问我如何知道的。他劝我去他那里工作，并且向罗瑞卿（当时政治部副主任）要我。被罗拒绝了，他临走时向我说咱们庙小装不下大菩萨。在会场上见到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