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现改名），他同129师首长们在一起，只同我简单地谈谈，说夏讷等在抗大学习，我们将去总部详谈。
参加过129师运动会后，我们就去豫县熟峪镇前总政治部所在地。住下不久，洛办来的人都一一分配工作离开了。我被分配到前总司令部，司令部住在武军寺的一个大庙中，秘书处设在庙前一个舞台上，三间房间，我同另一位同志住一间，刘文华秘书住另一间，当中是过道堂屋。我来前总司令部后，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及参谋处、机要处的人员。
我一到司令部即提出入党申请和写自传，因在洛办时，袁晓轩曾告诉我组织问题去前总解决。申请书交上去以后，静候组织讨论、审查。这时魏巍与我谈同他去云南中越边境一带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我想我正在申请入党，要等入党问题解决才能考虑他的意见，他自然不能勉强我，于是他同夏讷走了。
秘书处有位女秘书叫吴青，她是我在燕京的同学，大概是龚澎走后调她来的。还有就是刘文华，他是德国留学生，同龚澎结婚不久，龚就调去重庆了，我们很谈得来，他们俩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是1941年11月被批准入党的。入党后吴青告诉我，不知道我这几年经历这样复杂，在小组，支部讨论时，许多人对我复杂的经历很吃惊，抱有怀疑态度，是彭老总亲自参加会议作了说明与保证才批准我入党的，本来我们在93军那几年的工作只有彭、左几位知道，他们不说明，别人是很难相信的。
194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接受徐立行的任务返回93军到在洛阳被扣，又逃到洛办，进入太行山并于前总入了党，不只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我从自由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我已是而立之年，从大革命到现在，由闹革命不问政治，到最后找到了归宿。
3．日寇扫荡前总，左权将军之死
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艰苦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日军进攻我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我后勤部门在黄崖洞建立了兵工厂，我的东吴同学陆某由德国留学回来后参军做了工程师，他就在黄崖洞。我们司令部离黄崖洞不远，战斗激烈时可以听到日寇的炮声。我们天天起来收拾好行李，准备驴子，万一日军打过来，我们就进行反扫荡。结果日军近一月才打下了黄崖洞，我们的兵工厂被毁了。当时大家意见纷纷，认为在敌后应以游击战为主，即使建立了根据地也不能搞大规模的建设，象黄崖洞兵工厂，居然有高炉和炼钢厂，虽然是小型的，但目标太大，日寇的进攻使我们损失了几年的积累。接着又发生了华家岭反扫荡战役。
1942年冬日军进行扫荡，司令部由武军寺出发经过下麻田转入沟里向西北方向行进。下麻田村有一山岭，约50米高，司令部一个警卫连在岭上掩护，日军已攻进下麻田要占领岭上高地，我们在日军大炮、飞机、机枪下急行军转入沟里，当时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加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人员约百人迅速转移，而彭老总却屹立阵前，指挥若定。在我们这群人进沟向西北走后，他才令警卫队撤下来同他转移，日军随即攻人武军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位红军大将军指挥作战，他身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站着不动，他算定了日军不会追击我们而只是在我军撤下岭后才进攻武军寺。
后来我们谈起此事，参谋处同志告诉我，彭、左老总们对日军作战方式研究很深透，可说是了如指掌，可以指挥日军行动。
我们沿山沟走向西北方向时，发现日军这次扫荡有合围之势，左权参谋长派人侦察，但未得回报，也摸不清日军的动向，司令部人员不知该向何处前进才好。于是左权参谋长亲自在夜间出发侦察，把我带着作为参谋跟他一起。我们几个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在一村内休息，这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大批非战斗人员都聚齐在这小村内，还没有住下，即有警卫人员报告，村山头上发现敌军。彭老总召集罗瑞卿、左权等在村外小山里开会时，发现已被日军包围。而我们除警卫连外尽是非战斗人员，彭总一面对这次反扫荡布署提出批评，一面下令马上分散人马，由罗瑞卿带政治部人员向摩天岭邢台方向，杨立三带后勤人员及大批驴子向南突围。正在下令时敌机来了，飞得很低，连驾驶员都可看见，飞机向我们轰炸扫射，四方山头看见敌人，我们完全被敌人包围并已受攻击。
这时我们司令部人员向华家岭冲出，眼看彭老总骑一黑马在岭上飞奔，后面只有一个警卫员跟着。我在岭右侧向一山口前进，看见左权参谋长正指司令部机要、杂役人员躲避炮弹。
我看见对面山顶上日军大炮，看见他们每打一炮高兴欢呼情景，炮弹呼啸着飞来，在我们旁边落地。轰然一声，硝烟大起。我向山口跑去，那时山口小路已被日军机枪封锁。我跑向山口时，有两位机要员小鬼吓得走不动了，我急急上前夹着他俩沿路边连跑带爬向山口外冲去，总算冲出包围圈。我遇见北方局青委彭华，我们三四人沿途遇见警卫连几个士兵，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在指挥别人躲避炮弹时，中弹身亡。后来找到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