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识延安
西安一片升平繁荣景象，除了日本飞机前来轰炸，发出紧急警报令人感到有战争气息外，警报一解除，街上顿时恢复和平。西安因为是山西、河南前线的后方，连接战时首都四川重庆的通道，又是国民党封锁延安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胡宗南拥重兵把守西安，利用抗战和蒋介石的信任俨然为西北王。我到西安先住西北饭店，这里是除西京招待所外比较大的旅馆，住的军官、政客、商贾很多。他们每天下午、晚间行欢作乐，麻将声。酒宴声加上妓女欢笑声闹得花天酒地，哪有抗战味道。特别是有些野鸡妓女上门纠缠，我实在住不下去了，搬去青年会宿舍。在这里遇见北平青年会逃出来的辛志超等人，他们办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辛又兼西安青年会的总干事，我们一见如故。当他知道我是从山西敌人后方来的非常高兴，与我引见了不少从北平逃亡来的学生，其中有的要去延安。1938年秋国民党已封锁去延安的道路，劝（其实是抓）青年不要去延安，去胡宗南办的战干四团或者王曲军校，但是他还不能阻止青年去延安的热潮，辛是燕京的老同学，凡是认识辛志超的，要去延安都找到他，他也有办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送去延安。我住在青年会，经过老辛的夸大宣传，成为敌后抗战的英雄人物，大家都带着羡慕的眼光询问在敌人后方抗战的情况，探听我们在那里如何作抗敌工作，经过朋友们的推重与我的叙述，自觉在山西大半年的经历非常光荣，一扫我离开黄河那股孤寂失落的心情。每当我讲一次如何组织群众自卫队，如何翻进山区与敌人打游击周旋的时候，自己又很得意忘形，觉得与他们不同，有过在敌人后方实际战斗经验。人往往被自己的幻觉所欺骗，按我当时政治与思想水平，我宣讲一次反而坚定一次去敌后搞据点的想法，心想八路军共产党能在敌人后方搞抗日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而且我也试着搞了一下，把自己大半年的活动看得太高了。人往往更容易在别人捧场和恭维时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把自己估计太高。
接着谷若虚来了，他是刘戡的私人亲信，他要去湖南四川为刘戡办私人事务。夏讷、余毓生也来了，他们说93军可能要调回后方，魏巍在劝说刘戡不要回大后方仍在晋东南干下去。赵城训练班的几位同我们搞过战地工作的同学，在1938年初93军成立时，离开了山西来到西安，有的去了延安，有的被胡宗南部下送进战干四团去了。他们见了我们要求仍同我们一道工作，经过敌后战争的洗礼人们彼此感情有些特殊的亲近，后来我们设法找魏巍以93军名义把他（她）们几个人要出来又回到山西。
据余毓生、夏讷告诉我，魏巍与他们曾作过深谈，魏还是想回敌后搞自己的一套，虽然他认为现在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正确的，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正确的，他要作为借鉴自己搞一套，要夏、余同他一起。余、夏提出去延安考察学习，要我一同去，我自然愿意，以我当时的思想去延安也是为了参观、学习，那是当时抗战进步青年所要求的。
我们三人拿93军介绍信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然后乘八路军运物资的卡车去延安，一路上只有在咸阳受到军警的检查。行车两天到达离延安不远的十里铺，却正当日机轰炸延安之时，我们呆了一、两个小时，敌机走后才进城住西北饭店。招待所的金城同志来看望我们，第二天为了躲避日机搬到东门外一大片窑洞里去住。延安第一次受轰炸正巧我们撞见了，损失不大，新华书店和一些民房挨了炸。
我们被安排会见边区秘书长李富春，参观抗大及一些小工厂。不几天，我们去见毛泽东，在一个平房客厅里，毛泽东同江青来了，他很亲切地询问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的情况并讲述团结抗战的道理。不一会音乐家塞克也来了，毛泽东招待吃饭，饭后出席为欢迎李公朴举行的晚会。会上除唱歌还演出了敌机轰炸的活报剧，塞克同延安许多文艺工作者都熟悉，他们一见就欢呼拥抱，非常亲热。我们除参观，躲警报外，各人自己找认识的人谈话，我主要找到在燕京与我熟识的陈洁，他已在马列学院党校毕业，准备去福建老家工作，因他是清朝遗老陈宝深的孙子，在福建家乡很有影响，派他去做统战工作。他告诉我共产党刚开完六中全会，批评了“一切服从统战”的提法，坚持民族革命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战，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鼓励与表扬我们在敌后抗战工作。我曾探问他我想留在延安工作，他说现在在延安的都要大量地派回国民党地区做抗日统战工作，或去敌后做抗战工作，你们已经在敌后不必再来延安。在友军中作团结抗战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劝我返回晋东南继续在敌后抗战。我找过燕京另一位同学，正在延安开全国青年代表会的杨汝梅，他也是同样的意见，并介绍将去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蒋南翔，要我介绍些那里的朋友以便他开展工作。我们住在同一窑洞里的还有韩乐然、塞克和一位回族军官，我同前两位常因躲警报去郊外散步，韩、塞都自称为东北人，好像他们很熟识，韩常劝塞不要到处流浪，眼高于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