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毛泽东在金城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在敌后抗日表示慰问，他是把我们看作友军抗日的统战对象而做团结。鼓励工作，而他那谦虚、礼貌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我们。
我们来延安时，魏巍讲好了一定要我们返回去同他一道工作。来到延安看到到处是外边来的青年男女，穿着大小不合身的灰军服，吃着小米、土豆，但个个是精神奋发，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日歌曲，与西安死气沉沉、有钱有势的花天酒地一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所到之处，遇见的人听说我们在晋东南敌后抗战，莫不以羡慕、钦佩、尊敬的眼光看待，使我们觉得光荣。我主要想知道抗战的前途和八路军在敌后建根据地的作法。那时正发行毛泽东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又买些毛的其他著作，主要的是《论持久战》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我不得不选择我在抗战中的工作，要作长久打算。我们三人各自找自己熟悉的同学或朋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重新回到敌后去抗战是一致的。我们在延安抗日气氛的影响下，对抗战前途抱有信心。我当时想八路军能够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我把在高庄和搞四县自卫队的作法估计太高了，认为只要93军还继续在晋东南抗战，我们就能搞个抗战敌后根据地。我太幼稚了，可说是政治上的无知，专凭一股冲劲和自傲，就想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干一番抗战事业。
我们回到西安，知道93军仍要留在晋南，原33军团撤销，魏巍主张一定要争取刘戡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要求我们三人仍回93军工作。对我来说思想上有了转变，回山西去继续抗日，搞敌后据点，是我去延安后的想法，答应了继续去93军搞敌后工作，余、夏同魏巍等不久即返回山西。我向魏说好，为了准备搞敌后据点，我还要在西安进行一些活动。我仍住在青年会宿舍，与辛志超成了朋友。可说食住在一起，无话不谈。我提出要去山西搞敌后抗战根据地的事，辛极为赞成，并说共产党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要我与他们联系好好向他们学习。
2．重返晋南敌后
回到晋南后，情况有了变化。
在魏巍他们离开山西后，他所办的33军团地工会由该军团刘信芳秘书长负责，刘是国民党右派，他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一些人，在地工会建立三青团。他指导下的地工会和派往各县的地工队，与该县的地主老财搞在一起，反对牺盟会及其派出的新县长，在阳城、浮山两县摩擦较大，打击基本群众，甚至逮捕牺盟会区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双方（地工队与牺盟会）互相指责对骂，闹得破坏团结，互相敌视，大大不利于团结抗战宗旨。魏同余毓生、夏讷返回山西后，即去阳城、浮山制止地工队的作法，余毓生借故撤去阳城地工队长职务，使摩擦事件缓和下来。后来33军团撤销，地工会交93军，我回到山西时，刘、魏即派我同余毓生去接收和整理33军团的地工会，准备成立93军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由于33军团地工会在刘信芳主持下从西安战干四团调来百余人，这些人虽然多数是青年学生，但不同程度的受了国民党蒋介石派的正统、法西斯思想的宣传，反共意识强烈。魏巍想另创一个局面，在地方工作上他要以赵城训练班学员为主，因为他是该班的教育长，我们算是他的助手。所以我们去整理接收，根据两个原则，一是原赵城训练班的学员一律收留；二是由西安战干团来的基本上仍遣回西安，除了少数愿意在山西敌后搞团结抗战的，可以留下。因此我一宣布原赵城训练班的都留下，西安战干四团来的，愿留下团结抗战的欢迎，不愿意的听其自由，他们中除少数人如李士珍外，绝大多数要回西安，除了在敌后生活艰苦、待遇低（一个月只要20来元）战争危险外，还有政治上的分歧，他们要独掌地方政权反对与山西牺盟会等团结合作，这样留下的就不多了。我们回到93军住在阳城附近的军部，集中学习约一月。这一百多人的训练班首先由魏巍向全体讲话，主要讲明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思想进步，同各方搞好团结，认清形势，共同努力做好敌后抗战的地方工作。刘戡这时重新批准他来晋南敌后抗战，情绪很高，曾带着夏讷到阳城等县政府主持附近各县共同抗日的协调与支援工作。我们（我同夏讷、余毓生）实际主持了近一月的学习，主要用延安带回的书籍为教材，各人自己阅读，分组讨论，看得较多的书有《大众哲学》，各国革命史和《论持久战》等，还有文艺。小说，另办一个学习园地的墙报。我在这次学习中以领导者身份主管行政工作，对于在敌后抗战我表示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坚持主张93军要有固定的作战地区，我们地工会主持这个地区的地方工作，以为93军抗战的基地。这个思想是我从延安回来前后就形成的，当时参观了延安，心中就有了“他们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想法，这个想法无形中与刘、魏，特别是与魏的当时思想相吻合。
魏巍当时是93军参谋长，刘戡的亲信，军队一切大小事由他负责，对他是委以全权、言听计从。魏大革命时期在黄埔军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