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民党左派，清党后逃去上海闲住，看了不少书，除了文艺外，还看了关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一般读物和书刊。他当时耳闻目睹中国现状，认为革命已失败，这一代人已难以挽回，从而向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产生了拉队伍、自立江山，在那中国内战时期，要能掌握军队和一些地方政权再作讨论的想法，但几经周折终于不成。后经李默庵、刘戡介绍，在刘戡当团长时做其副官。在陇海战役中，刘戡负了重伤，他从战场上把刘背回，救了刘一命，刘的左眼就是这次战斗打瞎的。由于这个关系，刘把他当作恩人，送他去南京陆军大学，带职学习三年。在南京时魏巍曾与大革命时相识的共产党员欧阳若钟等人交谈多次，又与当时在狱中的彭述之的兄弟也交谈过，他们认为中共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第三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西安事变后，公开看到中共的文献较多，他注意研究，认为现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但他要走自己的路。抗战开始，他由陆大回到83师先当顾问，后当参谋长，1937年底，1938年初先后与八路军配合在忻口、沁水打了几个小胜仗，加深了他在山西敌后自己搞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刘戡虽然一切听他的，但在敌后抗日作战犹豫不决。1939年初经魏巍说服，也想在山西作战搞点成绩，又决定请求返回山西。因为那时武汉失守、蒋介石退到重庆，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没有通盘计划，蒋自武汉失守后，虽然仍掌握抗日全国统帅，留一些他的嫡系部队在山西，牵制阎锡山与中共八路军的势力他是愿意的。刘本人作战勇敢，但没有什么谋略，在敌后抗战的一切都交魏巍，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发展很快，他常说抗日战争为了国家危亡不能不与中共联合，但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可能要同共产党又要打一场生死战争。这个话他在1939年国民党消极抗战总形势下就说过，后来不幸而言中，他终于死在反共内战中。
在1939年初我们重返山西办地工会时，刘对我们是信任的，还特派我为军部秘书又兼地工会秘书负主要责任，地工会下设工作队，每个工作队约十人左右，它们的任务是做军队的后勤工作，协调、沟通与地方政权及各方面关系，同县政府、牺盟会搞好关系，改变过去33军团的作法。
当时我们以赵城训练班的人员为主体，在93军地工会名义下搞地方工作，仍然保持着当初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与作风，我们大家仍然一同生活，不脱学生习惯，彼此以同学或同志相处，魏巍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我们为同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20元，我以军部秘书身份拿80元，但我并未完全自己用，补助了会里的费用。当时沁水有一儿童宣传队，是邵大勇他们在33军团的地工队时，召集十几个小学毕业生娃娃组成的，这些孩子活泼可爱，做宣传工作唱一些抗战歌曲，表演儿童戏，很受老百姓和部队喜欢。93军组地工会时，大家想留下，但一没有这个编制，二不另给钱，他们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经过大家讨论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将大家每月生活费由20元减为18元，大家拉平，省下的钱给儿童宣传队用，改名为流动宣传队，增加了几个大的队员，请陈平等为老师，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专搞宣传的组织了。
当集中学习办壁报时，我就想到地工会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宣传93军在敌后抗战建根据地的事迹，而且办这刊物可以团结和吸收更多的人。但办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先有印刷厂，有办厂的人，写文章宣传我觉得现在地工会有的是，只缺前两种。我把想法同余、夏他们谈了，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同刘戡、魏巍谈，居然他们也赞成，于是就派我去西安去办这件事，首先是买印刷机器。
我在1939年夏天来到西安，仍然住在青年会辛志超处，再去93军西安办事处接洽，那位处长很客气地说，军部有电来由我负责办买印刷机器，他听我的调度。买机器我完全是外行，同辛志超商量，他也一门不摸，好在他有熟人，介绍与我接头，最后决定买一家要关闭的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然后租地方包装，93军办事处也派几个人协助我。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是件好差事，虽然只有几千元的买卖，经手人可从中捞一把。起先那位处长也是这样看我，但一经做起来，我却丝毫不沾，不要说通常的回扣、手续费等我不沾手，连卖家请客送礼我一概拒绝，我自己的食住全由自己捞腰包，使这位处长及办事处的人对我另眼看待。在南门外租一间房子用作包装检查机器之处，特别是搬运包装铅字颇费精力，我都每天去亲自动手，搞了近两个多月，一切包装好了交办事处设法运往前方。我在这件事中学了不少东西，而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几位朋友。
我同辛志超较熟悉而且结成朋友，我住他那里，他帮助我购买印刷机器找到懂行的人，使我不致吃亏上当，并介绍了排字工人。重要的是我了解他的为人。他原是北平青年会的副总干事，失陷后他领着青年会办的军人服务部做抗战工作来到西安，他是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负责人，又是西安青年会的负责人，他与西安各方面军政绅学界有来往，更多的是帮助大批青年去延安，帮助延安出来的青年去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