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小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几个工人总是开玩笑对我说：“四老板，你要砸我们的饭碗，小心二老板（我二哥）知道了，打你。”自然搞不成。老方告诉我已发展我为国民党员，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叫我去举行入党宣誓，我知道，入党是要宣誓的。不管怎样，我已是革命党人一分子，心里高兴，搞起工作来更有劲。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已宣布北伐，分几路军向湖南、江西。福建出发，为了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我们发传单、到处贴标语，遭到驻军北洋军阀和警察的追捕。
1926年上半年，是我在圣路加中学三年级毕业的学期，初三毕业考试，我马马虎虎应付过去算是毕了业。圣路加中学虽然属武昌文华大学附中的一部分，但要进高中还得进行考试，我们是在那两位外国女修士监督下考试的。我这一年多来只顾闹革命，功课丢得太多，特别是数学、英文，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这个时候，已不由我考虑升学问题，北洋军阀大肆逮捕国民党和进步青年，我二哥急急地要我回四川老家去躲避一下，大概也是在沙市警察局向二哥提出警告后，他才下了决心，于是我在1926年6月间又回到了刘家坪。
回到老家，我无论如何在刘家坪呆不住。恰巧我三叔家小姐出嫁给巫溪县城万家，我作为送亲人送小姐去了巫溪县城，在城里会见了在川东师范的姓邱的同学，经过他又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自然我是大吹特吹在沙市闹革命的“惊天动地”事业，听得他们兴奋极了。大家提倡要在巫溪也闹起来，我都不感兴趣，还在留恋沙市，幻想再回去干一场。不久，听说北伐军已打进了湖南，打开了长沙，四川军阀杨森已投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20军。1927年春，杨森在万县办了国民革命军20军军官训练学校。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我就同姓邱的几位青年去万县投考杨森办的学校。在万县住在姓邱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巫溪县人，从小在外边混，在哥老会有点地位，就在万县开码头，平时他家里来往人很多，一开饭就是两三桌，由他的老婆招待一切，这位老板娘年轻、漂亮、泼辣，同那些来往朋友打情骂俏，什么玩笑都闹，但那些人总听她的话。我们几个人是巫溪同乡青年，这两位哥子、嫂子待我们不错，吃喝住随便。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些袍哥、跑江湖的人非常不习惯，但却有件好处，他那里消息灵通，每天都听到很多川内川外的新消息。我们考上了杨森办的军官学校，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有两个代表来到万县杨森部队检查，我们就去找这两个代表，要求去黄埔军校，回答是加入这里军校也是一样。再一个消息是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攻下了武昌。这个消息令我很兴奋，我想既然北伐军打下了武昌，沙市不久也要打开了，我留恋沙市那段“革命”工作，还在四川杨森这里干什么，于是就同老邱商量回沙市，我们就一同由万县乘船东下。我们从宜昌到沙市乘的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到离沙市不远的地方，忽然南岸有人向船射击。船上人都说这是北伐军队，我们跑到甲板上去看，对于真正的北伐军我是非常欢迎的。一上甲板，老邱就中了一枪，打在他的右手上，到沙市下船后，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我一到沙市就找到了邓恢复等一帮闹学生运动的同学，离开沙市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方、童、刘等老师走了，新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刘佐龙部来到沙市，党部、各种组织、工会、学生会、商会都公开了，可是人都换了。国民党江陵县党部，沙市市党部都公开挂起牌子在沙市最大的建筑物商会办公，但沙市属江陵县领导，是它下属一个区党部，县、市党部的领导人都是由武汉新派来的，不认识我们，把我们排斥在外，不给我们工作。我同邓恢复、彭泽林找到过去一起闹运动的人去同他们交涉，由一位姓文的代表县党部找我们谈话，说可以接纳我们入党并作为第一区党部（沙市区党部）委员，但必须服从县党部领导。那时县党部也驻在沙市，直接领导沙市工作。我们不同意，还想兼做县党部工作，认为县党部也只是做沙市工作（实际当然不是的），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服从他们领导，认为沙市的革命工作是我们搞起来的，应由我们来主持，这就是争夺权力。当时我并不自觉认识这点，以上述理由来反对他们。结果就在1927年2月间，江陵国民党县党部就公布把我们三人开除党籍，他们这样做是消除我们在沙市部分学生中的影响。
这样，我、邓恢复和彭泽林三人就无事可干，再也不能去商会那里，也不能找一些老同学，只有另想办法。我们就想去武汉直接找老方他们，听说童、刘两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认为他们了解我们，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恰恰那时由朱霁青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点检团来沙市点检刘佐龙的部队。我们找上了朱团长的一位秘书闲聊，询问他关于北伐和武汉的情况，他很想知道沙市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知道以及不满对他说了，他很感兴趣。他同意我们乘坐他们的小火轮去武汉。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很幼雅，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中发生的问题，所有由武汉来沙市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