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党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允许我们这些人参加权力机构。我们更不知道国民党内、国民革命军内的复杂情况，以为这个朱霁青的点检团就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了。
我在沙市三四年的时间，由一个乡下顽童成了洋学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闹了一场“革命”，成为一个热情盲目的赶浪潮的青年。
3．“外交部特务处”
我们到武汉时，正赶上汉口工人拿下英租界，多年的江汉关前大英租界收归中国人管理，一时武汉三镇革命气氛十分红火，街上有工人纠察队，儿童团巡查、站岗，到处是红色标语口号，人们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我们看了真是高兴极了。下了船后，我们三人先住在武昌一个小客店，然后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各人自找熟人想办法。邓恢复的叔父在文华中学教书，他一去就被叔父留下，叫他继续上学，于是他就当了文华中学学生，从此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上海银行办的旅行社武汉分社职员，我们几十年未见过面。直到1950年我去重庆路过汉口时，才在武汉外事处见过他，那时他还在上海银行，以后就没有再见过。我很关心他，因为他是我在沙市圣路加中学闹学生运动的好伙伴，他家生活不是很宽裕，是基督教徒。他叔父就是因为信教才能在文华大学毕业来到圣路加当教导主任的。他叔父虽然是英文教员、教导主任，管学生不是很严，对我们只要功课及格，在校内不闹事，就不大管我们，我们在“五卅”案后闹学生运动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邓恢复能说会辩，英文很好，冲劲很大，但服他父亲管，胆子不如我大。我常常责问他信什么洋教，他大概因从小受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反洋人他干，反基督教他不干。记得有一次我们学生反对做礼拜，那时圣路加中学学生每礼拜天必须去教堂做礼拜，我们不信教的学生反对，那位邓副校长在教堂门前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话，大声说谁不做礼拜站出来，只有我一个站出来邓恢复当天下午就找我说我胆子大，有勇气，但又劝我还是要遵守校规，我们两人这次吵了一架，我以为学校要开除我，后来却没有事，我照样去上学。邓恢复反而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多少年来一直记得这件事。不知这位同学还健在否？
彭泽林家在沙市是做皮鞋的，他原在武汉读书，后来转学到沙市一个商业学校，我们是在搞罢工罢课，收查洋货时认识的。国民革命军来到沙市组织党部时，我们三人站在一起反对由武汉派来的人掌权，也就成了好朋友。来武昌后他找到熟人去黄埔武昌分校，后来听说去苏联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下落了。
我走了另外一条曲折的路。
我找到了原来圣路加中学教员童、刘两位先生，他们都在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工作。武汉特别市党部、湖北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都在原英租界友谊街的三间大楼内办公。这个友谊街很特别，有东西二道门，东门出去是中国地界大马路，西门出去就是英租界。据说这个街内的三间大楼是三个军阀、政客的产业，可能是荆云鹦、萧耀南等三人的，三座大洋房成了革命工会的住所，三座房子对面几间小洋房是住人的。这个街把东西大铁门一关，就成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与东西边中国地界和英租界隔开了，无论开那边的门都可以和中国势力和英国势力发生联系，真是巧妙的安排，也可见民国时代那些大军阀、大政客的处心积虑与背景。
我找到童、刘两先生，把我们在沙市的遭遇说了，他们是1926年初和老方同时离开沙市的，对于沙市一年来情况不了解。他们带着我去见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老方，听了我的汇报（自然是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沙市搞学生运动，在他们领导下受排斥）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老方就留我在他那里工作。他现在是总工会武汉宣传总队的队长。在省总工会宣传部领导下，而宣传部长就是当时有名的工人运动家林育南。宣传部在三楼上，我被安置在对面小房子集体宿舍睡，白天上班，同老方到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形势，鼓动工人闹革命。我跟他去过几个在武昌的纺纱厂，还去过汉阳兵工厂等大厂。开宣传会往往是老方先讲话，然后是工人宣传队（那时每个厂都有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的人讲话，要我作记录。我那时已被武汉革命气氛所陶醉，热情高涨，眼花缭乱。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当时是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项英、林育南等在一个大餐厅吃饭，我当然可以见到，当时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恽代英我也见过。全国总工会就在隔壁大楼里，还见过有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只注重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革命，我能够参加进去该有多么的高兴，在宿舍里同房的青年互相吹嘘。但只有一个多星期情形就变了，老方忽然对我说不我适宜作他助手，教我搬出去另找工作，于是我只有搬出友谊街。暂时在一个小破旅馆住下，等着另找工作。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被开除，我想可能是秘书工作我担任不了，事实上老方叫我作记录我记不下，叫我抄写一些文件我字写得不清楚，做宣传工作真是不胜任。但现在想来，情况可能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