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还有许多小册子，看了使我大开眼界，兴趣马上就被吸引到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些道理与活动中了。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荆沙各界马上组织后援会，积极援助上海人民的反英日帝国主义斗争。说来也怪，圣公会牧师杨器之是我们学校最高负责者，他却也是后援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支持我们学生的活动。他能聘请和允许童刘两先生在学校散布国民党的宣传品颇不容易，因为荆沙驻的是北洋军阀的军队，专杀国民党。现在想来那位平常道貌岸然、不大言谈、态度严肃的牧师可能是地下的国民党人。
7月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派出“五卅”惨案宣传团到长江沿岸，也来沙市，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向各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在他们未来之前，荆沙学生已上街游行示威。为了迎接全国学生会宣传团，我们组织了荆沙学生会，同社会上三育社联合接待他们。这个“三育社”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组织和背景，那时只知道其中有一些沙市名人，有钱的商店老板，好像很有办法，他们有钱也可以同军政人员办交涉，跑腿活动都是我们青年学生的事。在这些活动中，我是最积极的一员，组织我们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组织沙市学生会。我们同学中有邓恢复。柳树堂同我最好，一起搞这些活动。我们曾联合荆州、沙市各校，除了荆州中学外，沙市还有一商业学校，几个小学校。加起来有上千人，上街喊口号，声势不小，哄动一时。我们队伍游行到大堤上日本领事馆（实际没有设领事馆，只是圈了一块地，修了一小房住着一个中国人看门的）门前示威，马上日本小兵船就上来几个持枪水兵看门，也向我们示威。双方几乎冲突起来。我们若要闯进门，水兵就要开枪，形势严重，还是童先生一再教我们不要去惹他们，免得发生流血惨案。
自上海学生宣传团来后，我们成立的荆沙学生联合会就固定下来，沙市学生联合会就在我们学校里，由邓恢复、我和另一位同学三人负责。游行示威开群众大会，讲演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外，提出抵制洋货，不许买卖英国、东洋货，由学生会伙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到商店搜查，将英国货、东洋货搜出后，当街烧掉。并派人在码头上检查不许洋货上岸。这个活动却引起了很大矛盾，口喊抵制洋货口号，人人同意，真正烧毁起来，引起一些卖洋货商人不满，他们在商会内争吵起来，开始同意不再买卖英、日洋货。但搜查时，学生对洋货真假难分，而且在商店门前烧毁，这个商店一下子声名扫地，就开不了门再做生意了。这个关系太大，商会内闹得不可开交，也就不派人参加检查队了。同时学生会内部也争吵起来，有的学生受家长或亲戚指使也不赞成搜查烧毁。我家开碾米厂与洋货无关，两位哥哥没有干涉我，因此我主张要继续搞下去。但是人心不齐，学生会开不成。同时罢课搞运动久了，学校当局也不赞成，于是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的运动，就逐渐冷淡下来了。
在1925年冬1926年春由武汉来了一位叫方声隆的学生代表，他住在运河街（由沙市通向荆州各地的运河水码头）一个小客栈里，我经童、刘两位老师介绍认识了他。他原来是共产党跨入国民党的党员，公开身份是武汉农会、学生会湖北省会代表，实际是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国民党共产党（那时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以国民党身份出面的）的发展工作。我认识他以后，看了不少他给我的小册子，其中有中国青年向导、全国学生会会刊，以及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书。这些读物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才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知道国家的命运处在危急之中，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这时我球不踢了，学生会也搞不起来了，经常往老方那里跑，同他一谈就是很久。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重、刘两位也是党员，我向他要求加入党。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从我在“五卅”运动的表现来看，是很坚决的，所以他才培养我，但我还年轻，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很强，又是资本家的弟弟，对我自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教育。我看了一些革命书后，在学校里就公开同别人辩论，当时是国民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同一些信教者、有钱人的子弟争论不休。但我对共产主义却是一窍不通，读了ABC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老方那里遇着一些青年我就说不过他们。这些青年大半来自荆州中学及武昌师范学校，大约有五六人，看他们已不在学校读书而是在搞农民、工人运动，很让人羡慕。一股虚荣心鼓动着我，向老方一再要求加入小学（即CY），要求做农工工作。他总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还要经过锻炼、学习。后来竟要我了解我家正明厂的工人情况，其实正明厂只有十来个长年工人，他们的姓名、出身、工作情况及工资收入等我很容易就知道了。那时在老方他们的领导下，沙市人力车夫已组织了工会，而多数的码头工人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我却煽动我家厂的工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