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特别对当时沙市一些社会腐败现象不满，抨击不止，这点投了我哥哥们所好。我是他家常客，因为下学后我除了打球无处可去，几乎是天天泡在他家。青年人多，还有一位姓李的也是住在教会内的同学，人很精明能干，小聪明很多，球也踢得特别好，王家成了一个小小俱乐部，我们谈天说地，骂人骂世，发泄我们小青年的不满。我还常在王家吃饭，伙食自然不及我家好，可吃得津津有味，自然我不白吃，总是买些包子、猪腿、熟肉等东西一起吃。在王家我受的影响不小，老先生有学问但不大参加我们谈话，我们有不懂的他耐心向我们解答。他有一股傲气，觉得怀才不遇，流落到靠教会养家吃饭，对社会、对国家、特别对军阀非常不满。听他大儿子讲，他信教是迫不得已，怕人打击才找教会庇护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人长得不好看，中学毕业教小学，一直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愤嫉世俗，骂世道不好，男子都不好，很可能是她找不着对象，没有结婚的原因。大儿子也是一肚子牢骚，同我很好，但有时也讽刺我几句，说我家是财东。我也是个不服气的青年，同他也吵架，但同他一鼻孔出气骂人时候多。我从四川乡下来，一年多才把土气乡巴佬帽子甩掉，家中虽开工厂，却是个小厂。同沙市那些大字号，大杂货号，洋行等不能比。像我这样的小厂的小老板同钱号小开、小先生更差得远，他们把我们当作野孩子看待。我哪吃那个气，王家就成了我们小青年发气的场所。我在那里骂那些有钱人的子弟和圣公会长。
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二哥忽然叫我去重庆考川东师范学堂，因为这个学堂是专为川东各县办的公费学校，学生读书不要学费，毕业后还保证给工作。我在十四岁时就去了重庆，这次才体会到川江轮船的生活。我自然坐统舱，最低层的舱位，照规定是有一个床位的，事实不然，统舱在船低层一个大舱里，有几十个上下铺木板床，但这些床都由统舱里的茶房分包了，你要睡床就得给他钱。那时由宜昌到重庆要走三四天，给他几块现洋，他不但给你床铺而且管你吃饭。否则不但没有床睡，只好坐在空地方，而空地方实在很少，因为到处都是行李、货物堆满了，而且只能吃到船上给的粗米加沙子的光饭。我花了几元银洋买了个茶房服侍。
在重庆川东师范开学不到一两月我就被开除了，当时我不知犯了什么错。暑期未开学前我就到重庆也就住在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宿舍里，那时还未开学，我同房是一位巫溪同乡姓邱的，我们两人自然同玩同住，他有位哥哥在川军不知哪个部队的一个连长那里当文书，他带我去认识了，我们来往很多，我常请他们去吃豆花饭。重庆又比沙市市面大，热闹得多，我的玩性又大起来了，把军队的文书领来学校玩，在球场上（川东师范校内只有一篮球场）我去乱打一阵。大概那时学校最反对军队的人来校，我常带那位姓邱的哥哥来校，遭到多数学生反对，学生会向我提出过警告，我置若罔闻。开学不久，还没有上一星期课，学校就挂出牌子把我开除了，理由是行为不轨，在校破坏校规，在外结交坏人。我那时晕头转向，无法申诉，只好向我二哥在重庆的朋友处借了点钱坐船回沙市，挨了我哥哥一顿大训，又请求圣路加回校读书了，好在刚开学不久，作为迟到学生允许我人校。这件事是我读中学的一个插曲，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始终摸不清是什么原因，对家里我说是因为打架，他们也信了。
三十年后，1951年我被派去重庆任西南外事处处长，在党的关系上受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领导。宣传部的原副部长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老党员，他就是跟我同一个川东师范的学生，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兼国民党员。在学校里活动，掌握了学生会。据他说他们那时最反对川军内的一些人，他们与川军作对，后来曾演成教场坝镇压学生集会打死不少学生的惨案。使我想起了那时我与川军一个连长的文书过往太密切的事。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居然把军队的人引进学校里来，犯了进步学生的大忌，我被开除是不能避免的了。其实我是被冤枉的，我那时只因是同乡好玩，对于政治一点也不知道。
重返沙市进入圣路加中学后，我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国民革命大风暴中。
2．大革命中赶潮头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荆州、沙市工商教育学生各界在沙市径太会馆开追悼大会，我们圣路加中学也参加了，我是第一次听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背诵他的遗嘱，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事。那时我们常去沙市大堤上看日本水兵在草场上踢球，但每次都受到那些水兵们的侮辱，不是拿球踢我们，就是推我们走开不许靠近。每次我们都很生气，既恨他们又想看他们踢球。有时沙市江边还停泊有其他外国的小兵船，多半是英国的，我们走近江边去看，也被那些高鼻子、黄头发的水兵无理地赶走，所以，心里很恨这些外国水兵及兵船。
圣路加中学这时聘请了几位武汉来的老师，其中有位姓童的叫童世光，还有一位叫刘以成，他们是青年教师，姓童的教算学，刘老师教史地，我对他们在教书方面不大感兴趣，却喜欢看他们给我们看的课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