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斗争场所和野心较量场所。这首先是麦克风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激奋的情绪。
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民族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对外政策方面的。这有时与议事日程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某个议员心里痛苦已久，于是独自发言反对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需要解决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问题，我应当提出候选人，但斗争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会议做工作外，还要同各党派代表，个别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行会晤，座谈。
也就是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即作劝说工作。
为了不扼杀俄罗斯的改革，为了让盖达尔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为了俄罗斯政府今后能够正常地工作，代表们在恳求和做说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宪法草案，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事情完全转向了另一面，开始讨论修改还在生效的旧宪法。
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我们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和私有制，确立了总统的职位等等。我们先搞了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后一步。
但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动摇宪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它有某种必然的极限。过多的修改，到最后只能是没有约束力。修改开始相互矛盾，没有任何逻辑性，谁也弄不明白什么，那么就出现一个立法的无政府状态。
代表大会要求，所有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在其监督下进行。它破坏了权力分配的一条基本原则。我请求审核的修改意见的主要部分被代表大会所否决，这就是持久的、令人痛苦的斗争结果，是所有这些神经过敏的和折磨人的讨论结果，是对最高苏维埃强加的修改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的结果。
当我冷静下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才明白这是一次集体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的机构领导不了国家。
这里已经显露出一种革命形势的气味，而在革命的气味中又充满了血雨腥风。
夜间絮语
今天是11月7日。有一部分人在习惯地庆祝节日，还有一部分人在看着红旗讥笑，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一种可怕的态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11月7日是我最紧张的一个工作日。
组织全市上百万居民隆重庆祝节日，是一项责任重大而令人疲劳的工作。有一年，我是在节日前夕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本来回城应该行驶60公里，结果司机迷路，小车实实在在地陷进一个沟里。怎么办？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里也没有电话，与城里无法联系。我们看看地图，离最近的村庆还有18公里，这时已经是夜里23点，而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我必须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如果州的第一把手在11月7日这个国家的重要节日里不出现在观礼台上，那将比灾难还要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就意昧着，他要么死了，要么被撤职了。而我既没有死，也没有被撤职，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想从这沟里拖出“嘎斯脾”汽车，直到凌晨2点，我才意识到，我们今天乘这辆车是哪里也去不成了。明天怎么办？
在我们这儿不像在莫斯科，去红场上的只是些集体的代表，游行进行2个小时。而在这里，全家都要通过主要广场，绕全城走四五个小时。我当时一合双眼，就仿佛看到那些面带幸福微笑、手待红旗和鲜花的长队人群。
……我们3人踏着没膝的积雪，摸黑向村子方向蹒跚走去。我心里盘算着，一个人在好路上行走，一小时最快能走5公里，也就是说，当我们踏着雪路到达村子时，将是第二天早晨。当时零下10度，我们大汗淋漓，不久，就都累得频频摔跤，真想躺在雪上睡一觉。但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实在支持不住便坐下来，刹那间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真想睡觉，后来说什么也起不来了。我们没有沿着路走，而是走在犁过的田里。
凌晨3时，我们终于来到村里。那天，全村人像故意刁难我们似地喝得烂醉如泥！无论敲哪家的门，里面的人都是醉得不省人事。我们问哪里有电话，哪里能找到拖拉机，谁也答不出话来。他们已在全力庆祝节日。
拖拉机终于找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个醉鬼，我们把他扶进驾驶室。这时已经是早晨6时，我急得发抖，向拖拉机手喊道，请告诉哪里有电话？哪里有电话！……他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村苏维埃，推开门，给州民警局局长挂通电话。我说，你们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准确地组织行动。首先，紧急派出直升机，以最短的航线飞到我们乘拖拉机到达的地方，挑选一名清醒的飞行员，以便把拖拉机送回村子。其次，周密考虑进城路线，好让我马上到家(城里交通已经堵塞，排起了游行队伍。而我家离广场直走只需3分钟)。立即执行！我在9时半前必须登上观礼台，最晚只能在9时40分上观礼台……
9时，我们乘拖拉机还算顺利地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