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备用。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领导人的一般谈话，而内心里却都非常紧张，谁都想成为领袖。可以说，我这样去做是职位的要求。而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的某种本能的欲望。
我开始严厉地责备说：你们当着我的面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萨雷召开的有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政权机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我发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对最高苏维埃说，我们还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迈出一步。后来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试着迈出一步，但得到的回答是全场沉默。怎么会是这样呢？
哈斯布拉托夫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本应当立即正式作出反应，最近几天我就去办，我们要在最高苏维埃通过政治声明，支持总统，支持他在切博克萨雷的声明。同时，议会也表明要准备去迎接……
当然，两个政权不可能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势。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即使他们提前一个月去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缓和一下代表大会之前的气氛……
我说，我们不要在全俄罗斯人面前以及全世界面前丢人和打架了。如果议员们的行为不成体统，会议主席应当立即加以制止，切断麦克风，让闹事者坐回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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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止这段令人痛苦的记录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还讨论过修改宪法的意见及政府成员的逐一人选问题。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单由10个人组成，正好与“公民联盟”提出的名单相吻合。况且议长建议作出妥协：既然你们都这样坚持，让我们留下盖达尔，让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们要让些新部长进来工作。这叫什么嘲弄！盖达尔大概从来不会忍受这种嘲弄的。我竭力回避谈及布尔布利斯。
……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关系之中。用对抗来威胁，强迫你退却让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随者一个个地丢掉，最后导致总爆发。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认真地判断，我最害怕的是消极的无组织的议员班子，在那个时刻他们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体眼色行事。我认为我不会害怕，不会把政治和战略方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简言之，这不是寻求那种我曾经相信的妥协，而是在做妥协游戏，是对妥协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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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乘车路过民族爱国者或共产党人的集会，我真的不知道两者谁的人多。看样子好像共产党人多。我停下来一看。站着一位老农妇，手里拿着一面红旗挥动着，像个摆针似的，似乎谁在用绳子扯着她。那样无精打采，单调乏味，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打倒，打倒……我请科尔扎科夫上前去询问一下：究竟打倒谁？他走近一问，老农妇回答说：你快走开！……
很遗憾，哈斯布拉托夫原来是一个生性扯绳子的人。
在最高苏维埃成员中，一般说，有些有头脑的人都在积极地思考着法律、预算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但在哈斯布拉托夫仪长执政的年代，他们好像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发展俄罗斯的设想。略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封闭了整整两年之后，只冒出一帮能大叫大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
这是一个痛苦的道德教训，我真可怜我们的第一个议会，但不得不承认：是哈斯布拉托夫把它毁了，是他把正常的人们变成政治把戏的傀儡。
这真令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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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的议会是聪明的、体面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国议会优秀家庭中的一个畸形儿。
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国会议员”、“议员”、“参议员”词语，在世界各种语言的解释中不完全是这种光彩的荣耀。只要回忆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就会明白，西方人常常把这种职位与贪污腐败、官方的无所事事、妄自尊大和无聊的傲慢联想在一起。
一句话，议会的工作有时也伴随着闹剧和丑闻，对此是无须争辩的。
戈尔巴乔夫所发明的代表大会，已经是另一回事情。
代表大会甚至不是议会，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点。
改革所创建的代表大会本应当反映苏维埃社会的结构，即共产党、工会、运动员和集邮者、创作协会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选举时，除了过去的“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再无人可选，人们自然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国家当然很大，1500人毕竟已经不是议会、不是参议院，而是某种市民大会。这里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心平气和地说话没用，因为大环境的规律、与一大群人(这里指与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使不是叶利钦，换一个总统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当议会有1500人时，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派别(而且这些派别都招募到自己的拥护者)和大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议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