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加拉河河岸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俄罗斯浴室，是用粗大的百年原木建造的。在蒸汽室内散发着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昧，只有在地道的乡村小浴室里才有。这间浴室紧靠着河岸边。我们在蒸汽溜后就直接跑进河水中。河水虽凉，却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科尔对这了不起的大自然和我们的贝加尔湖惊叹不已。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么辽阔的空间是稀有的。就是那时候，我和科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
我和赫尔穆特。科尔在风景胜地一向都很走运。1993年初，德国总理曾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在这期间我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谈，这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几次会谈之一。我们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一所政府别墅里见面，这所院子很有名，因为它过去归克格勃所有，克留奇科夫准备发动8月叛乱的几次秘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这个消息使赫尔穆特·科尔开心了一阵子，便以极大的兴趣四下打量起来。
我想跟他讨论一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假如我采取措施限制议会活动，在他看来，西方对我的行动会做何反应。谈话的机密性完全符合我们见面场所的历史传统。
我很清楚，西方有几种最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要侵犯这类价值观中的一种，而且我不怕把这个问题向德国总理提出来，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打算将来不会被曲解。
他支持我，并相信“七国集团”的其他领袖也一定会理解为稳定俄罗斯局势所采取的严厉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几个月过后，我才得以确信赫尔穆特·科尔所预测的准确性。在1993年9一10月，科尔本人以及西方国家的所有首脑，都异曰同声地支持我为使俄罗期摆脱深重的政治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其实，那次我和科尔谈的不光是政治。譬如，还把自己的一段往事告诉了他。
那是在1986年5月，当时我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应德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德共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东道主领我去鲁尔参观一家企业。看完车间。我走进了工人休息室，真的一下子被惊呆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曾绞尽脑汁，为工人创造适当的条件，如建个芬兰式蒸汽浴，在休息室放几把象样的沙发橱，好让工人休息时喝口茶水，听听音乐。但这里……一种简单的想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不单单是富裕。这是一种用智慧创造一切的习性。而这种习性，恰恰是德国人所固有的，可以说，在对待生活小事、日常风习以及现实生活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专心致志，德国人与我们是正相反的人。
每当我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某种变化时，总会想起科尔先生……
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
按年龄顺序得反过来说，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按我们的关系年表排列也是如此。但现在毕竟是比尔。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在世界政治中有许多事都取决于他。连我有时候也真诚地同情他。
惹我注目的一件事是：在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和克林顿曾进行相当激烈的论战，甚至可以说得更厉害点，是进行对抗。但选举一过，刚刚明确谁是胜利者……布什便开始帮助克林顿，克林顿也帮助起布什来。
在我们这儿要是碰上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就会相互成为整个余生的死对头。而他们却高高兴兴地互相打电话交谈，提出劝告。比方说，还有一次，我跟比尔·克林顿谈话，他说：“我不仅支持条约，而且还要祝贺您与布什共同取得的这次巨大胜利。”(此处是指我与布什在1月份签署裁减战略武器的条约一事。布什要再过两个星期才告别白宫，而克林顿也需要度过同样多的时间才就任美国总统。)
布什在选举期间的心理负担很重，连莫斯科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人对我说，布什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双眼也只盯着一个地方。我给他打过电话，想劝慰他几句，让他打起精神来。
对这种极度的孤独感我是比较熟悉的，有时连身体都承受不了这种紧张，这是精神长期过于集中和情绪异常激动造成的结果。那时需要的只是咬紧牙关，控制自己，以免垂头丧气。万念俱灰，愤然辞职。所以，我觉得自己理解布什。
我觉得人们会选他。美国人的保守主义仍会发挥作用，共和党总是起跑晚，但却精力充沛地跑完最后一段路，到达终点。
不过，这次结果不同。克林顿太不寻常。他年轻、漂亮，与他的年龄相比，看起来简直太美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修养。也许，这个人物意味着美国的某种新突破。
乔治·布什好像在美国的权力顶峰呆了3任，在里根时代当了8年副总统，然后又当了4年美国总统，总共12年，真不算短。
如果算一算我的年头，到总统任期结束也将有8年，倘若从政治局算起，那就整整10年。不过，我真正的政治生涯要晚一点儿，恰恰应从被赶出政治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