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自我”，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例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
在8月19日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我还未说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
这样的人在世界政坛中为数不多。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人们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窄的圈子里，撒切尔夫人仍显得特别出色。
就是在那个夏天，当我应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霉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曾同撒切尔夫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顺道访问英国，并与她会晤。当时，我还是个反对源，既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不是总统。但是她，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还是邀请了我，尽管英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会热切地希望会见我这个反对派分子。
我飞到伦敦，驱车赶到康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唔进行了45分钟，而且非常成功，简直使我不记得还跟谁有过更有意思的交谈。
这次会晤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玛格丽特·撒切尔走下台阶，向我问好，并把我领进官邸。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桌。我坐下后，她坐在我对面。但我们觉得彼此隔得有点儿远。当时在场的有3位男子汉——翻译、首相首席顾问和我。但撤切尔夫人忽然站起身，亲自把自己的沙发推到桌子跟前，好与我们靠近点几。事情既简单又庄重，而且她的动作那么快那么有力，以至于使我们来不及帮她做点儿什么。我略一迟疑，也随后起身推动自己的沙发，啊，就算对一位男性来说，这沙发也是相当重的。总之，她是个很独特的人，又是个很自然的人。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大家说得很快，交谈非常热烈。
撒切尔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爱的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论敌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想获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在阐明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后。她又提出一连串儿的问题。当然，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追寻她的思路，注意着西方最强的政治家之一的逻辑。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我们谈话最后结束的那一会儿。我据理力争地追问首相：“撤切尔夫人，我想告诉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实体——俄罗斯。不仅仅有苏联，您与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还有个俄罗斯。使您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您是否准备与自由的新俄罗斯进行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接触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整个谈话期间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快，唯独这次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叶利钦先生，让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愿俄罗斯成为新的和自由的俄罗斯。到那时候……一切都没问题。”说完，她便微微一笑。
我从唐宁街回到住处后，心中暗自想到：她没说“不”，这对于第一次相识和第一次会晤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撒切尔夫人和世界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很快就会知道，也能听到有关新俄罗斯的消息。对于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未怀疑过。
顺便提一下，撒切尔夫人送我上汽车时，我看到有人非常低声地对她说，这不合礼节，不合礼节。她朝他们摆摆手，一直送到汽车跟前，我们在那儿相互告别。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的热诚，并令人感动。
这就是撤切尔夫人在政坛上留下的足迹——独特而坦诚的足迹。这是一名战胜男性操纵政治的女人，也称谓第一夫人，多亏了她，行为坦荡才开始在外交界发挥作用。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对我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相信自己、并经受过一切考验的榜样。政治上轻重缓急的顺序在不断变更，国家正经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这几年英国首相又有多少次不得不在议会经受极其激烈的唇枪舌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通过一项新法令，更不用说通过税法了，都会在新闻界和游行示威中激起强烈的激情，都会掀起一场运动。但是，政府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始终带着她那永不改变的微笑做完了这一切，而且这种微笑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儿，更令人赞叹不已。
……赫尔穆特·科尔。当我说他是“我的朋友赫尔穆特”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呢称。不久前，我们曾一起在贝加尔湖畔休养，他是应我的邀请到那里去的。在那里，我饶有兴致地观察他怎么捕鱼，怎样开怀大笑，如何准确和轻而易举地表述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我带他去过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