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乔治·布什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人们看得出来，他在竞选期间心情多么忧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落在后面。他在每个州都发表演说，这得付出极大的劳动。当他落选后，反而变得轻松起来，这是某种保护机制起了作用，一种新的动力开始活跃起来，这就是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
美国有个好传统，即总统离任后，国会就通过一项决议：根据前总统的意愿在某地给他建一套住宅，并为他保留一个总统图书馆。
我跟乔治·布什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芭尔芭拉·布什也常打电话来。我希望她能来做客，娜依娜也会很好地招待她，她们将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而我也与布什说定了一块打网球，这将是一场很有规则的比赛。
莱·瓦文萨和瓦茨拉夫·哈韦尔
他们分别是波兰总统和捷克总统。
我不止一次地跟他们会晤过，总觉得在交往中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在国家关系中自称“老大哥”的苏联把它那该死的“遗产”悬在了我们头上。哈韦尔和瓦文萨在对俄关系中必须保持某种距离，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对此我是理解的。
不过，要知道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光是历史命运的共性——东欧阵营、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我们都是第一次如此勇敢地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些受压制的人，是程度不同地遭受迫害的人。
哈韦尔蹲过监狱，是“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也是位作家。瓦文萨多年来领导工人运动，他是“团结工会”的领袖。他俩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民族领袖。在某个时刻，整个社会都曾团结在他们周围。他们成了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即使目前他们的处境也非常困难。
世界政坛上出现这类的人物是很有意思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位表。建立政权的那个阶层的人把各种关键职位都把持在自己手中，保持政权的稳定。但迟早会通过这个阶层冒出一批新人。当然，在西方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但在“七国集团”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生过“上层”大换班事件，可能是世界对某种新的非常重大的转变正在做一种潜在的准备吧。
我对波兰的第一次访问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波兰人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我们的军队从德国撤出、需经波兰领土，这有损于波兰的经济，因此，俄罗斯必须支付赔偿费。
瓦文萨采取如此激烈的进攻态度，其原因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橡苏联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生存在世界空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取消苏联这个名称，但却不能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的共处，波兰人总觉得是苏联抑制了波兰的繁荣及其经济潜力。于是，这种民族的自觉在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沉重而又难以理解的要求中表现了出来。
不过，我第二次访问波兰的气氛已迥然不同。这一次，正像我一直力求做到的那样，终于找到了我们关系史中隐藏的症结。大家都知道，克格勃曾试图插手解散“团结工会”的进程。我给莱·瓦文萨带去了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政治局的“影子”领袖)委员会的文件复印件。这是有关“团结工会”的全部案卷。波兰和苏联的特工人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全部底细。当谈到这些文件时真是不寒而栗，克格勃的“X光射线的穿透力”竟然是那么厉害。我拍拍那个纸袋，说：“都在这儿，请拿去吧！”瓦文萨兴奋得脸色发白。
波兰总统向我通报说，波兰议会最近即将改选，宪法也允许这么做。当他发现我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就开玩笑说：“怎么样，您也解散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吧，再选个新的。而那些老代表们，就让他们坐在那儿开会吧，人们很快就会忘掉他们。”我对这个诱人的想法微微一笑。
在布拉格，也不得不还清旧债，承认苏联1968年的入侵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对于瓦茨拉夫·哈韦尔本人，对于全体捷克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哈韦尔想让我领略一下旧布拉格的风情，于是和我走进一家小酒馆，坐在那儿喝起啤酒来。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又很疲倦的人，像老朋友一样简简单单地坐在这儿喝喝啤酒，至少也可以松弛几分钟。但是，当我们走出酒馆，摧毁一切的整个变革时代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又会再次压在我们的肩头。我们——共产主义后世界的第一批领袖——要走的路是多么艰难啊！
★★★
我结束第一次访美之行回国，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在报纸和电视上正掀起反对我的著名的“纵狗咬人”浪潮。在美国，我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飞过自由女神像上空时，我自己在内心里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这句话在莫斯科引起了轩然大波。议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我的美国之行进行研究。
我的一些助手和朋友们。伊柳辛、苏哈诺夫等，强拉我击浴室，这显然是个区一级的普通浴室，非常简朴。他们知道我非常喜欢洗浴，想帮我消除精神上的疲劳。
我们走进蒸汽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