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我们家“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集、签字、仔细填写和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22岁的安德里安。叶利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从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不签字。体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紧密的联系，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书”。一共有6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58条第10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1／3尺寸的小纸片。“1934年5月2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12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