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的案卷。该犯1906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
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1934年5月23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利钦的签名。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3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3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5644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
垂死挣扎
白宫周围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妇女和孩子们已被请求离开危险地带。一个空降兵分队切断了“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发射机,广场上的人们已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们对邮电部长的强烈要求下,“莫斯科回声”又重新开始工作,广场上不停地播送着关于部队调防的情况简报。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在瓦连尼科夫的压力下仓促制定的美好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要实施这个计划至少必须亲自领导战斗行动,亲自带领各个分队冲锋陷阵,手拿冲锋枪冲向手拉手在白宫周围构成三道、四道、五道人墙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冲过无数老人和妇女,冲过绵延1公里的人群。
那就要对着俄罗斯的骄傲和希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对着俄罗斯的政治象征——议会和政府开枪。
军队当然不能迈出这一步。作战部队总是想紧随事件的发展、但总是试图跟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而矛盾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带着痛苦的耻辱退回自己的基地,关掉无线电发报机,在郊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静静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
在军人们的所有的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总是固执地把装甲车队沿萨多夫环城从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调动称为对莫斯科街道的“巡逻”。但这决不仅仅是巡逻,面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曲举动,即试图用转移军车和武器恐吓,涣散和驱散白宫周围的人群。不管怎么说,在地下隧道内的一辆军车上被掩了一块帆布,一个人跳上装甲板,于是便从舱口响起了警告的枪声——一个小伙子倒下了。装甲车猛然朝后退去,车后拖着小伙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躯体。还有两个冲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迹久久地留在沥青路上。德米特里·卡马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们水垂不朽。
这是一件那个晚上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看来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本可以不发生——只要军车指挥官一声“原地不动”的命令就行了。然而这又是一件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人们数小时连续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一直在等待着最可怕的时刻的到来。
但这个牺牲毕竟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压力下,亚佐夫元口中发出了关于从莫斯科撤军的命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在众多的枪口保护之下昨天还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现在却处于命运他关的时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混乱不堪的会议一直在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进行,这一点从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说:“最好给我一支手枪,我自杀了事。”
顺便说一句,现在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
8月21日早晨,整个国家都从恐惧和麻木中醒来。难道还要继续流血吗?难道一切还汲有结束吗?电台和电视台继续播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但被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吓得惊惶失措的紫急状态委员会在垂死挣扎,因此他们冒险的可能性依然极大。
但是亚佐夫元帅已经作出了决定——军事武装开始渐渐撤离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