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关于历史上充满矛盾的教训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原编者按）党的全国第19次代表会议正在临
近。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
教授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被选为出
席会议的代表之一。同他的这次谈话涉及到我国历
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以及我们应该从过去得出的结
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个需要深刻思考的复
杂的题目，处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兴趣范围之内。
——1985年四月全会所选择的方针是十分必需的。除了革命性的改革以外，另一种合理的选择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相当一致。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择什么方式来赢得这种转变，却是摆在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面前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革新的中心点，而如果准确些说应是列宁主义复兴的中心点，在我看来在于下列两个方面。首先，经济的彻底改善；其次，广泛的民主化。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真正的人民主权。它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苏联人的权利的价值，特别是会提高他对社会、对历史和对自己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责任感。
在我看来，真正的通读祖国历史的所有篇章对解决革新的问题具有不小的意义。遗憾的是，人们对这暂时还所知甚少。历史——这是人民的记忆。它使人们可能真实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这种了解是创建需要的事物所必需的。真理正在澄清，虽然经常带来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剧烈的和长期的……
——您在自己的书里是否写到这些？
——是的，我现在正在写作《胜利与悲剧》一书，讲的可能是苏联历史上最充满矛盾的时期——斯大林专权的时期。我力图既分析斯大林个人的个性，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源，也分析“恺撒主义”和强加于党和人民的不可思议的迫害的原因，力图搞清20至40年代胜利和悲剧的教训。我想要说明，一个人的胜利是怎样转变为整个人民的悲剧的。
——在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大力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并指出克服它的方法以后，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遗憾的是，我国人民对很多事情了解得仍很不彻底。用今天的观点看，对斯大林的个性，对他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样评价呢？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避免象个人迷信这样丑陋的现象呢？《劳动报》的很多读者带着这些问题向编辑部寻求解答。
——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有一个很睿智的思想：历史学家有权用自己的假设与已经发生了的事变相对立。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完全不是必定如此的，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考虑到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的欲望，采取相应的措施，那末甚至这个能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大概就有可能使我们避免后来发生的给人民心灵造成流血创伤的许多事件。如果伊里奇遗留下来的党和国家的民主基础（其中包括，譬如，确定总书记的任期）能够得到发展，如果权力的交接、监督、选举、报告工作和最广泛的民主化的机制能够得以实现，象列宁遗言嘱咐的那样，那么，我想，就谈不到任何法制的破坏。专权的实质在于民主不完善的体制，在于缺乏避免滥用权力的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在于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当然，也还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外部原因：来自外部的经常的威胁鼓励了集权和限制民主。
有时人们会说，我们与斯大林一道“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建设”，“做成了”很多事情。当然，否定下列情况是荒唐的：我们在建设强大的工业、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文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尽管存在着扭曲、存在着那个年代的法制破坏，社会主义在上次大战中，在很多其他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但我相信，我们取得的胜利、完成的建设和做成的事情，如果没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会更多一些，而付出鲜血和损失会更少。只是凭借着十月革命留下的巨大的纯真的精神财富才在斯大林恐怖横行的时期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价值。
例如，我们谈谈这样—个论点：我们取得胜利是由于斯大林。而事实是这样的。在战争前夕，每一个军区的指挥员，几乎一半的军长和师长遭到镇压。从1937年5月1日到1938年9月1日，几乎有40000名红军中高级指挥员被消灭。如果说排级指挥员可以在不少于6个月的时间内被培训，而这个期限也只是最艰难的战争期间的做法，那么，为了培养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又需要多少时间呢？当时马上就由一些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的人指挥我们的集团军和师。很多人表现出色，但这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流血啊！我还没有说人的生命本身无可挽回的价值啦……
——而他们思想的活力又怎样呢？
——是的，牺牲的不仅是人，而且常常还有思想。一般来说应该指出，在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