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费奥法诺夫
是什么使我震惊……全然不久之前，正当大家读着苏联最高法院为无罪判决的人恢复名誉的通告，就在那辆人们都在沙沙作响地读报纸的电车上，我听到两个妇女的对话。谈的是流氓和吸毒者，正好前一天晚上电视播映了流氓和吸毒者的事。“这些人该关他们一辈子……”，“该碾成齑粉，可是他们却在医院治疗……”。说话者竟然毫不怀疑“碾成齑粉”是否合理。这种不假思索和随口而出的奴性道德从何而来？是从什么样的漩流深处来的？
在描述布哈林审判案的文章中也有这样的用语。只是这些话出自国家公诉人之口。用语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揭露50年前的不公正的“法庭”，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仅仅是听听使神经兴奋的故事，而不是帮助每个人理解所发生事情的机会吗？
可是，无轨电车上的议论有什么呢……不久之前，法学家和记者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见。此前，《消息报》收到一封来自乌兹别克的信。有一个人被捕了。开庭审理前规定的一切拘留期限都已经过去了，可他仍在押……这与法制的原则相符吗？
立即会有人回答说。——您怎么啦，您希望一个惯偷或者可能是杀人犯的人，仅仅因为期限已过而被放走吗？
——关起来的不是小偷，而是一个无辜的人，他只是被怀疑偷盗。
——不应当停留在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回答说。
法学家的回答很有意思。我在一木书上读到过这样的话：“在有些情况下，法律的形式上的要求可能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社会迫切需要相矛盾……”应该指出这本在报刊上不止一次被提到过的书：《苏联法律中的诉讼证据》（“法律出版社”，莫斯科1941年版，第120页）。作者是安·亚·维辛斯基院士。
如果认为，30年代霞撼国家的践踏法律行为的原因似乎仅仅在于维辛斯基对法制原则的歪曲，那将是天真的。可是，这一点也是原因！法律上的论证总是有份量的，即使它是伪证。
难于令人相信的是，列宁的朋友和战友们公开地，而且是组织严整、招摇过市地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间谍”和“杀人犯”。显然，被迫害的人、他们的家属，亲近的战友和朋友是不可能听信愚蠢的谎言的，即使他们曾经被迫与“人民的敌人”断绝关系。可是其他的人呢？一个作家问道：“当你身临其境时，你能看得清吗？”或许这个作家说的对。
当时许多事物妨碍了对处于时代之中的自我的认识。不错，有斯大林，有个人迷信。但是，他并非是在真空中升高、自大并把残酷和专横变为常规的。无视法律的现象是逐渐地渗入我们生活的，尽管渗透得相当快。为什么人们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呢？
当你读到《托洛茨基右派反苏集团，的审判速记记录（它曾刊登出来以供公开使用）时，你会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大册速记记录稿共计708页充斥了这样的无稽之谈，如此粗制滥造的罪名，你会感到惊奇，审判组织者怎么会有胆量将所有这些拿到公开的会议上井且大量发表？从布哈林、李可夫等被称为领袖、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职位以来总共只过去十年，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他们在革命、国内战争和实施新经济政策中的功绩。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外交家、人民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突然变成了特务和杀人犯的刑事犯罪集团。这怎么可能呢？
是的。可是须知他们自己公开承认了一切。当着审判庭的公众，向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而且是何等地懊悔！我不必写出这个被告的名字，只把他的自供引证出来：“我像一只寻尸逐臭的乌鸦，钻进了各种与苏维埃政权作对的敌对集团”。被告成为他的原告的第一名助手。克·格·拉科夫斯基宣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尼·尼·克列斯京斯基供认，他每年直接从盖世太保领取25万马克。
正式加冕的“证据之王冠”把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完全弄糊涂了：可不是，“自己承认了”，还说什么呢？于是，审判的导演们将他们竭力掩盖的东西不客气地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这样的厚颜无耻也不再使任何人不安。请看例子。
尼·尼·克列斯克斯基曾试图使用自己向法庭说实话的权力，希望法庭听取。于是出现了他和维辛斯基的下述对话。
摘自1938年3月2日审判速记记录：
克：我在预审中做了伪供，因为我根据自己的体验以为，审判前我不能够毁掉我的这些口供。
维：而现在您想您能够毁掉它们吗？
克：重要的是我现在声明：我不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可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真话。
克：今天我说实话。
审判暂停。第二天继续。
摘自1938年3月3日审判速记记录。
克；昨天我受虚妄的耻辱感的驱使，一时冲动，未能在世界社会舆论面前说出实话：我一直在做托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