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基主义的工作。我请求法庭认定我的声明：我完完全全地承认自己在所有被控告的重大罪行上是有罪的。
维：我暂时没有要问的。
法庭主席瓦·乌尔里希：被告请坐。现在提审被告李可夫。对于您在预审中的供词，您确认吗？
李：是的，我确认。
对于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所给予的教训是露骨的和显而易见的。他们已经知道，3月2日夜里，即两次审判中间的间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克斯基的遭遇。所以，当看到不幸的格·费·格林科同志的“悔过的”言词时值得惊讶吗：“对于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可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被告被揭穿时会引起庆幸的感情。
他们蒙受了不白之冤，我们最好是还其真相。要知道，甚至在克列斯京斯基那一幕过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尽管自己处境悲惨，仍试图保持尊严，并且有勇气与万能的原告争论。
在恢复名誉的决定公布之前，我在《共产党人》杂志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它与当前大众所注目的问题如此合拍，是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见解的。您读读这篇文章，将它与我们现在的情景对照一下，然后您再回想1938年3月，您便会觉得那些年代的悲剧如同身受。不过这是为了研究。
我仅仅是想再现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在那个法庭上的表现。那里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一切都按既定的脚本进行，而且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告竭力帮助检察官对他们自己控告，竭力帮助法庭对他们自己审讯。当然，他们知道自己注定的命运。但是他们仍然……这种如此粗劣地炮制的闹剧究竟是如何排演的呢？
M·沙特罗夫在剧本《前进……前进……前进！》中提出一种说法：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他们为了彻底揭露反对派的“崇高目的”，在拯救亲近的人的虚幻的希望中，给还活着的自己穿上了寿衣。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文学表述有自己存在的权力。但是我觉得它终究不过是一种文学表述。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人们常常用各种诸如西藏尘埃这样的荒诞无稽的东西来解释忏悔……谈论催眠术……用内心矛盾来解释……‘接我吧，东正教徒们，我是一个恶棍’……燃而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想，问题在于终究要避免说出即使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也难以承认的东西。
“我否认关于谋害列宁的指控，但我的反革命同伙（我是其首领），却企图毁掉列宁的事业，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可耻的自我诽谤吗？不，这是不至于彻底践踏自己，而又承认向导师和朋友下毒手的唯一可能的方案。是的，他承认所有归咎于他的罪行。一般地承认了。犹如“毁掉列宁的事业”。但是他坚持不承认强加于他的具体的行动。他“竭力”复辟资本主义，选择了战争和肢解苏联作为推翻苏联政府的手段；他曾是破坏、恐怖和特务活动的“组织者”。所有一般性质的指控他都承认。但他断然否认一点，即他是杀人犯和间谍。
但是，审判是公开的，指控必须有证明，必须向人民和世界公布。没有事实，没有具体行为是不行的。这在严格保密的特别会议上是可以的，宣读一下控诉书便可作出判决。而在这里则必须要有会响的炮弹。唉，可是这样的炮弹“检察官同志”并非总能得到的。
请看法庭辩论的例证。好，就让我们谈谈“宫廷政变”的例子吧。
布：我们这些右派阴谋家，大约到1929—1930年的时候，产生了国家政变的想法，但当时并没有去搞“宫廷政变”……
维：“宫廷政变”的提法指什么？
布：使用驻守克里姆林宫的兵力。
维：那末，如果不说“宫廷政变”，而说试图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不是更好吗？
布：不，说成武装起义不完全正确。武装起义是群众性的事情。
维：什么样的群众，你们没有任何群众。
布：所以，这不是起义。
维：有一群人协助的起义。
布：如果您愿意把一群人的起义定为起义……
人们曾经说，而且现在还在说：不管维辛斯基是什么人，作为一个犯罪学者和逻辑学家，他在这些审讯中确实表现出是有才气的。读一读他的发言和讯问的过程，会看到恶语连篇，逼压有力。然而那个无权的被告的智力要高出一筹，他非常了解跟他玩弄的无耻把戏。检察官必须证明：布哈林和他的难友想要肢解苏联，把乌克兰送给德国人，白俄罗斯送给波兰人，而远东则送给日本人。
布：如果其他人这样说，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维：您能否不用哲理回答我？
布：这不是哲理。
维：不要用哲学的词藻。
揭露这一点想必是指控的中心任务。卖身投靠外国情报机构，堕落成领取报酬的间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