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我国的军事理论思想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斯韦钦、特里安达菲洛夫，图哈切夫斯基、伊谢尔松和其他一系列理论家提出了对那个时代来说很先进的思思，例如，机动战、积极防御、使用大批坦克等。
众所周知，在战争前夜，斯大林曾三次审查国家的防御计划。但总书记又两次否定了它。为什么？这是因为总参谋部认为，主要打击将来自西部方向，沿着通往莫斯科的最近的道路。而斯大林从自己的国内战争期间的观点出发强迫修改计划。主要打击方向被确定在南部地区。这导致部队配置方面的变化，力量没有被集中在那些需要的方向上。在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这次正相反”。当时，由于他的坚持，部队被集中在西部方向，而希特勒军队恰好突然冲向南部的高加索……你们看，这就是来来的大元帅战略天才的代价。是的，在1943年和后来的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失误，但这不只是他的功劳。而是整个最高指挥机关的功劳。
还存在着政治错误。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仍不相信希特勒将要进犯我们国家。在6月22日前的一星期内，他说战争至少在明年春天之前不大有可能爆发，虽然他掌握有来自侦察人员、外交官和投诚人员关于相反情况的所有材料。大家知道的塔斯社6月14日的可悲的声明，与其说迷惑了法西斯分子，不如说迷惑了苏联人民，这个声明追求的是十分具体的目标：召唤希特勒举行新的谈判，以为谈判可以拖延下去，6月、7月……，而到8月，法西斯分子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冬季临近了。但在这些问题上，希特勒不比斯大林了解得差，他没有吞食这个诱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怎么回事？康·西蒙诺夫在自己的评论文章《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中谈到这个条约，曾在人民中间引起困惑。直到现在对这个条约还存在着相反的态度。这是一个错误呢，还是相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步骤？
——确实，直到今天，这个条约仍有很多批评家。特别是在国外。很多人认为，它打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是对西方的背叛行为。然而，我想，真理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在从很多方面谴责斯大林的同时，我们应该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拖延战争，是正确的。他为此做了很多事，虽然在方法上常常是错误的。不应忘记，波兰和西方国家在我们之前已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不是我们首先在这里开辟了道路。要知道我们曾建议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这个建议被否定了。斯大林与波兰大使举行过会谈，当时谈到允许我国军队通过波德边界来保卫波兰安全，这种安全是与我国的安全相关的。但遭到了拒绝。
因此，虽然这个条约看起来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它却在使战争有所推迟方面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真正不可原谅的失误是在一个月后即9月28日作出的。还是在莫斯科，还是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南（斯大林也出席了）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只要想想它的名称就够了，与法西斯德国的友好条约。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注释了，因为所有这些看起来是极端亵渎性的。
因而，当时希特勒感觉到，只要不爆发战争，斯大林准备作任何让步。他开始变得更加无耻。《友好条约》使人民阵线，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迷失了方向。我们在国际上变得极其孤立。实际上，这种在手段选择上的不讲道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特点）导致了与他设想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希特勒得到了鼓励，反法西斯力量精神颓丧，自己的道德形象受到损害。所有这些在战争进程中都有反映。
——斯大林本人是否在事后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或者真正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在您看来，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他变得更“平凡”了，“神圣的方面”大概消失了。他感觉到，他也可能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斯大林变得，如果可以对他用这个词的话，更普通了。他感觉到，不仅我们的国家，而且他本人能否存在，这个问题仅仅取决于领导接近人民，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虽然在胜利以后他重又变得“唯我独尊”了。
一般说来这个人心理（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很不同异常。例如，他无限地信任纸面上的东西。如果某个材料向他表明，某某是敌人，通常他总是相信。几乎找不到这种情况，他否定了告密，把它当做虚假的、幼稚的，杜撰的或者完全是挑拨性东西。对书面材料、机构、官僚体系和等级制度的偏爱，大概是斯大林的心理特点之一。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隐讳感情的人，很多人力图猜测他的意见。只有少数人成功。例如，贝利亚的特点是，他比别人更善于猜测，并因此自鸣得意地说，“他想的和斯大林想的一样”。但一般说来“领袖”通常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也要隐藏自己的真正意图。当斯大林企图达到某种大的目标时，那就要较长时间地、谨慎地、用小步来走向它。但在这时他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坚定和始终如一，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特别是在权力的角逐中和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