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都是危险的，那样行事是有罪的，要“打击调和派”呀。实质上，这是不许作任何一种选择，不允许哪怕出现选择的想法。它同样排除了怀疑的余地。因为选择只有基于怀疑才是可能的。
在这样的更为压抑的环境中，举行了三次公开的莫斯科审判。正是这种环境和决定这种环境的气氛，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切能够发生。
现在，所谓《布哈林的遗嘱》已为人所知。它是布哈林真正的“最后陈述”。他的妻子把它背得烂熟。显然，它不可能具有文件的效力。速记记录中写入了他另外的正式的最后陈述。它对于法庭来说毫无意义，完全不能影响已经预先决定的判决。就是被告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他仍归说话了。他全都招认，但实际上全都否认了（“我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要为破坏活动负责，尽管我不记得发出过进行破坏活动的指示”）；他把建立集团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时，对加于集团的罪过进行了嘲笑（“怎么可以断定集团是受法西斯情报机构之命组织的呢？这是在1928年哪！”），他在承认他应得到的最严厉的惩治时，仍希望真理的一天将会到来。
这一天到来了……他这个人的世纪令人惊奇地正好分成了两半：1888年诞生，1938年处死，1988年又从虚无的世界回归。显而易见，他的著作将被研究和分析，看他哪里写得对，哪里不对。要弄清楚他的思想，也要弄清楚他的错误。这是自然的。我觉得，不自然的甚或令人难以置信的仅仅是：现在，当平反判决书的墨迹还未干之时，又出现了污蔑，这就是4月6日的《文学报》显然迫不及待地干出的事。
布哈林、李可夫等的审判案是最后一次公开的审判。此后“司法判决”全是秘密进行的。人们就是在当时对这样做也会产生怀疑……
在党的二十大上，批判了那个时期无视法律的现象，废除了秘密法庭，通过了新的刑法。一切整顿就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出现无罪判决的人，虽然判决是遵从人们有目共睹的一切诉讼程序，也可以进行辩护和上诉。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电话授权”，“定制的案件”，“按指示办”的侦查。关于这些，立陶宛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阿利别尔塔斯·梅卢斯说得很生动：“现在我胸前戴着英雄勋章，但我也可能得到有期……”。
在公开性和改革的时期，审判工作恢复了法制：按命令草率从事的案子重新在审查，冤案在平反昭雪。但是，恢复一个无辜者的权利要遇到多么激烈的对抗，而这同时也是恢复法律本身的权利啊。人们总是习惯于这样想：他既然在“那里”呆过，那就是说“有过”什么，“政府不会错的”。这不是什么日常用语。为了它法律和正义受到践踏。人们因此而遭受磨难。而且改革的真意也受到破坏，因为一切还在照老规矩、老方法，可以说“照老的教科书”去办。
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全会谈到了法律的全面彻底的胜利。这一点暂时还不是事实，而是目标。而通向目标的道路看来将不是很平坦的。法制不仅仅是司法的问题。这也是公开性。这也是把民主作为生活准则加以确立的问题。并且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改变并培养人们的法律观念。最后这一点需要付出极其巨大的努力，而且显然需要不少时间。然而，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只有向目标奋勇前进，不然的话，社会的生存和正常运行都是不可能的。
（原载苏联《消息报》1988年4月10日。康春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