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无产者”工厂里学习。于是政治局决定，必需在各自工作的那个人民委员部或者主管部门里办理登记。我后悔自己没有这样做。从党章角度来看，政治局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它中断了同工作集体日常生活的联系。在“红色无产者”工厂里，我经常参加党的总结工作大会和其他会议，得到了在人民委员部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的东西。要知道，我已经那样熟悉人民委员部的集体生活。我不是替自己辩护，而只是说明我违犯政治局决定的原因。
边区党委常委们到各区去看看是很有益的，可以了解歉收的各种后果（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疏漏和缺点）。歉收的后果之一，是儿童流浪街头。在一些农村里，妇女们来找我，并且哭着请求说：“把我们的孩子带走吧，我们不能够养活他们。”
政府拨出的、防止儿童流浪街头的钱不够，不得不在地方预算中寻求资金。
在各地区，边区党委的常委们看到了我们农村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再次确信，必须要坚决地把整个边区党组织的注意力转到农村问题上来。
歉收以及与此有关的贫困和损失使农民确信联合成生产合作社和劳动集体的优越性。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劳动集体不仅能帮助他们克服自然灾害的后果，而且能够使他们免受富农的奴役。农村生产合作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同农民经济落后性进行斗争中的支柱。
所有这些问题在边区党委和边区执委会致党组织、地方苏维埃、合作社、全体工人和农民、哥萨克人和东南边区山地居民的信中都提出来了。信中指出，当前的一年应成为全民与歉收和干旱进行斗争的一年。
边区党委开始加强宣传整地和增产的先进经验。在大的村庄里，有4—5个房间的非常好的农村图书阅览室。它们有书报和杂志。但是，农民很少去看，而党组织也没有使之具有应有的意义。在捷列克区的集市上有成千上万辆农民大车，但是，谁也没想到在他们中间进行文化工作。难通不值得在这样的市场上建立小亭子：出售报纸，同农民进行交谈？要知道农民渴求受到教育，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明显地提高了。例如，只要一宣布在村镇开会，全村居民马上就来了，十分注意听演讲者讲话，他们也积极地发言。
……当你回忆当时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阶段并把它们与今天的任务作比较时，那么，你就会懂得，当时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多么少。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有理由为每一个胜利、哪怕是微小的胜利感到高兴的。
（原载苏联《星火》杂志1987年第5O期。王廷玉译，陈桂荣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