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下达了只在遭受旱灾地区的农民申分配种子的严格指示。以最优惠的条件给他们提供种子贷款，以货币形式给他们提供购买牲畜的贷款。同时农民有义务保住牲畜。歉收首先使贫穷的农户受到损害，因此，首先应对他们给予帮助。
为了把种子用于播种和保住牲畜，必须对得到种子和资金的人实行严格的监督。
因此，边区党委常委作出决定，派常委委员到遭受旱灾的地区去，以便同居民见面和交谈。必须到地方上去还因为，在许多歉收地区富农鼓动者活跃起来，他们使农民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帮助农民。必须取缔这种鼓动。
指派我到斯塔夫罗波尔、萨尔斯克和捷列克区去。期限很短，不超过10天
罗斯托夫有一架属于德国公司的小飞机，我们同它有空运租让合同。我和飞行员制定了飞行计划。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出差。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
我原计划召集居民大会，但结果却是另一种情况。谁都不需要召集：看到正在接近的飞机后，所有居民都奔向飞机着陆的地方。于是，大会可以开始了。
我刚刚走下来的飞机，成了临时安排的讲台。我讲了边区的情况、干旱情况、政府给予我们的帮助、种子和资金如何分配，要求农民不要惊慌，要好好准备并及时进行秋播，不要抛弃自己的经营，不要减少播种面积，要保住牲畜。
当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感觉得到，农民的整个情绪明显地提高了，他们放心了，、振奋起来了，并且确信苏维埃政权不会在困难时刻丢下他们不管。
我想起了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库尔萨夫克村发生的一件事。在这个村里住着。万多口人。实际上是个小城市。因为干旱，村里的大多数水井干枯了。人们把雨水收集在白铁桶里，但是，储备的水总会用尽。必须紧急采取某些根本措施。在与地方工作人员讨论之后，决定开始铺设水管。问题在于，在离库尔萨夫克村20—2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极好的自然饮用水源。决定延长水管。大多数村民得知，不过几个月水管就会铺设好后，都很高兴。但是，也有人怀凝。我记得，在大会上从人群中慢慢走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白发老头。他说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抬起手，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指着手掌说：
——我手掌上长出毛发要比我们村建成水管快。
我回答说：
——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水管和资金，你们的工作是保证建筑工程的劳动力。
铺设水管是完全现实的工作。大约过了半年，区里邀请我去参加放水仪式。我决定去，我想顺便去看看我记忆中的那个老头。当然，他来参加隆重的大会了。这是1925年1月9日的事。打开阀门，水开始流了出来。四面鼓起掌来。
老头沉默不语。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对他说：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你手掌上的毛发没有长出来，而水已经流来了。
……8月，布哈林在基斯洛沃茨克休息。他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的妻子阿什亨与两个儿子——斯捷潘和沃洛佳也在那里。小儿子才一个半月。我的妻子住在布哈林住的那栋房子里。我们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经常在这栋房子里休息。尽管这是边区，我在这里工作已快四年了，但我很少在那里休息。很快我将到那里去，与在那里休息的朋友们会见和交谈。后来，即在30年代，以这栋房子为基础，建成了“红宝石”疗养所。这所疗养所的新建筑物是按照建筑师梅尔扎诺夫的设计用亚美尼亚的玫瑰色凝灰岩建成的，比当时我们“政府”休养所还高。尽管名声如此之大，但是，那里的一切都很俭朴。
我很高兴看看布哈林，因为我们的同志关系很好，彼此都有好感。他叫我“米高扬什卡”。起初，我从未象其他人（其中包括斯大林本人）那样亲切地称他为“布哈林奇克”，因为他比我大。但是，由于他憨厚、直率和性情温和，很快我们的关系就如此亲近了，以致我也开始叫他“布哈林奇克”。
他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边区的情况、当时发生的事情和采取的援助措施。他对我在干旱地区的飞行很感兴趣。他本人也想乘飞机去看看。我马上安排了这一飞行。当然，在此之前布哈林在同莫斯科直接通话时讲了我们的计划。斯大林坚决反对。布哈林在同我一起商量怎么办后，还是决定要飞行，而我也支持他。要知道，我们当时都还年轻。乘飞机飞行当时是很诱人的事情。我很高兴同布哈林一起乘飞机去，但是，这样我们就违犯了政治局的决定！要知道，斯大林不仅不赞成这种飞行，而且还把问题提交给了政治局。而政治局作出决定，禁止中央委员坐飞机，这顺便也就禁止了我同布哈林的飞行。当时我很不愉快，因为利用飞机办公事能够大大节约总是勉强够用的时间。
如果说这是我第一次违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那么，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发生在20年代末。当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在某个工厂里进行党内学习。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