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支持者的立场。
代表大会在掌声中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活动。
合作社、商业、农村
商业、合作社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我国农村问题，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占有主要地位。代表大会的报告人和代表在谈到商业问题时是以列宁的下列指示为出发点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商业是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正如代表大会所指出，在国家的零售贸易额中，私人资本还占优势。在1922—1923年经济年度中，私人资本占零售贸易总额的93．4％。私人资本和国家合作社资本在整个批发零售贸易中的比例好些，大约是一半对一半。仅仅在批发贸易方面国家和合作社占85.5％，而私人资本总共只占14．5％。主要任务是占领农村市场，逐渐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去。在这方面，发展国营商业和巩固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意义。代表大会指出：“农村合作社的薄弱是无产阶级工业和农民相结合的最薄弱环节”。
加里宁作农村工作报告，他象平时一样，十分生动、”通俗易懂地谈了农村的形势和党在农村的政策。在谈到农村阶级斗争进程时，他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复杂化，还由于农村的共产党员在同富农阶级斗争时往往把某些多少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列入富农。
因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援引了列宁不止一次说过的关于党对待中农和“我们应该同他们和平共处”的意见。同时，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同富农阶级进行斗争首先应全力以赴地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加里宁报告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对报告作了补充发言。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学校教育的状况和政治教育的组织上。她说农村学校和农村图书阅览室的状况令人失望，农村教师的物质生活艰难，农村学校缺少铅笔、练习本和教科书。
在代表大会进行的那天我们得知，红场上聚集了数万名教育工作者——教师，他们是主动来对我们党表示忠城和尊敬的。他们也向代表大会派来了代表闭。季诺维也夫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在红场上对他们表示欢迎。
代表们从莫斯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感到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标志着党的闭结。我在罗斯托夫召开的边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说，这次代表大会明显地证明，党有能力顺利地实现列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遗训。
歉收年的重负
1924年春天，我的肺结核病重新发作，而且比前一年春天更厉害。我消瘦了，体力很差。大概，当时从外表上看，我病得很重。因为晚些时候，即7月初，我在莫斯科办事，斯大林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医疗小组认为我身体状况很不好，要求我长期治疗，至少治疗3—4个月。但是，我不能马上享用这次休假：在在此以前已经完全明白，我们边区的许多区将严重歉收。在斯塔夫罗波尔、捷列克、萨尔斯克、莫罗佐夫斯克和孙扎区以及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和印古什自治州的许多区，那年几乎没有下雨，庄稼旱死，许多村庄甚至连饮用水都不够用。
为了拯救牲畜，农民们开始把牲畜赶到有水和饲料的库班地区。也有许多农民在当地把牲畜杀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结果，这些地区的牲畜总头数大大减少。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克服干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征得边区党委常委的同意，我的假期推迟了一个月——直到采取了刻不容缓的措施与我们边区碰到的灾难进行斗争时为止。
因干旱而歉收的地区需要紧急帮助。我们知道，收获之后才能够依靠收成好的地区（库班、顿河区和其他一些地区）对这些受灾地区给予帮助。但是，这些受灾地区需要立即得到援助，因此我们决定动用一部分储备粮，并紧急送到灾区，以便首先降低由于干旱被当地投机商和富农马上抬高了的粮价．
这一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达到了。但是，为了保证来年的收成，不容许减少边区的播种面积，需要供给农户种子粮。
根据边区党委的决定，我立刻动身去莫斯科，向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汇报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并请求它们从中央的储备中给予我们边区以种子和资金帮助。
这一年，察里津省和阿斯特拉罕省以及萨拉托夫省和奔萨省的部分地区也遭受了旱灾。为了帮助所有这些省，苏联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由几名人民委员参加的政府委员会。
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我们得到了支援。当时国家集中的种子储备也不多。但委员会还是认为有可能从国家掌握的900万普特秋播种子中拨给我们250万普特，并通过农业银行给我们提供200万卢布的农业贷款（按黄金计算）。
此外，苏联政府还免除了庄稼全部死亡的地区的粮食税，减少了庄稼遭受严重旱灾的地区的税收（留归地方需要）。这是个很大的帮助。
边区党委常委批准了种子和资金的分配计划。给地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