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戈夫和O·F·沙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回来。从20年代起我就认识斯涅戈夫，同沙图诺夫斯卡娅在1918年就见过面。当时她在巴库当斯捷潘·绍武勉的秘书。赫鲁晓夫也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们的。他们向我和羹鲁晓夫讲了我们原来不太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后来，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基洛夫被害案。根据文件查明，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同意基洛夫的只有三票，不同意斯大林的几乎为前者的100倍。计票委员会主席扎通斯基和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计票委员会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秘密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要求把反对他的票也降到三票。计票是分13个单独委员会进行的。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是我上教会学校时的一个朋友，名叫H·安德烈阿相。他对我说，仅在他所在的那个委员会里就有20票反对斯大林。韦尔霍维赫是总计票委员会的委员，他被关了18年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此，情况都清楚了：第一，在斯大林的眼里基洛夫是一个对手，第二，甚至在所有反对派都已失败之后，党内，包括领导层，对斯大林的不满加剧了。所有这些使我们对许多事情看得更清了……
起初，斯大林对基洛夫不坏。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只能解释为企图使基洛夫“顺从”的事件。在党内政策方面，斯大林更加倚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后来是日丹诺夫，再以后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为人不坏，但太没有主见，有时可能成阴谋家、首先是斯大林本人最不体面的勾当的帮凶。
讲到基洛夫，我不禁回忆起《真理报》上一篇由“佐里奇”署名的小品文。说一个负责人从巴库搬到列宁格勒，在宽敞的住宅里等着两只狗。这完全是恶意煽动！令人不快的是，大家都知道小品文说的是谁。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梅利斯永远不会刊登这种小品文。有一次，政治局还组织讨论了基洛夫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不恰当的”词句。
回过头来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我要说，不幸的是，列宁在其《遗嘱》中所指出的斯大林的那些弱点（而且还不只那些），只是在斯大林以后时期的活动中（那已经是20年代末，特别是从30年代起）大家才看清，其严重程度不是当时所能预见的。这就是我们由于没有执行列宁的遗训而受到的可怕而又可悲的惩罚。
在红场上
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来到红场瞻仰列宁墓，来向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祝贺的少先队员在这里举行了庆祝游行。
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列宁墓两边，而主席团成员则登上了列宁墓。当时列宁墓还是临时的，是用木头建造成的，只是后来才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一万多名少先队员整齐地排列在红场上。孩子们的头、红领巾和鲜花汇成了一片海洋。当共青团中央的代表瓦休京宣布开始庆祝游行，并宣布今后以伟大列宁的名字命名少先队组织时，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几个成员致贺词和德国著名的女共产党员蔡特金充满热情的发言之后，受人尊敬的国际工人运动最早的参加者之一——费利克斯·柯恩发了言。他的外表很象古代的圣人：松软的银白色的头发，宽密的银白色的大胡子，浓厚的眉毛，眉下一双聪明的、炯炯有神的、不能以其年龄估量的明亮眼睛。
他对少先队员们说：“我作为一名老战士，受委托带领你们宣誓。”
他宣读了誓词，红场上成千上万名少先队员齐声重复了誓词。
“时刻准备着！”少先队员们的声浪回荡在红场上空。
这是个难忘的时刻。当庆祝游行结束后，代表大会的代表走进了陵墓，默默地从棺椁旁走过。
关于党的任务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是相当简短的。他根据具体事实，平心静气地进行阐述，没有进行任何论战，对把党和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群众组织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作了长篇报告。对有关纪念列宁逝世吸收党员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因为这个题目包括了当时我们党的工作所涉及的一切基本问题。我们认为，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党员中的工人核心、活跃党的工作和扩大党内民主的任务，就是要使年轻的共产党员参加到党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来，使他们同国家、党、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和教育。
托洛茨基在谈到自己的政治错误时，引用了英国著名的谚语：“不论正确与否，这毕竟是我的祖国”，并且照常以下面一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漂亮词句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如果党作出一项决定，我们之中有某个人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公平的，他便会说，不管公平与否，这毕竟是我的党，我永远承担党的决定的后果。”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在托洛茨基之后，就反对派问题发言的有鲁祖塔克、恰普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