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倾向。
政治局的建议没有在中央全会上讨论，因为谁也没有提出其他意见。全会通过了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向代表大会代表传达列宁的信的程序的建议。并决定不准备广泛公布这封信，因为这封信只是给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大会的决定
每个代表团都宣读和讨论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所有代表团都支持把斯大林留在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我们代表大会代表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进行的尖锐斗争。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巧妙地论有所据地坚持了列宁指引的我们今后应走的道路。
我们这些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能不考虑，斯大林作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在全会上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表示反对，虽然他们当中有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几个人在列宁逝世后都在觊觎党的“第一把手”的职位。政治局里也还有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的有威信的人。
回首往事，我认为，一些人无视列宁的警告，是因为没有看出斯大林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另一些人是因为没有看出斯大林是个一心想要成为波拿巴式领袖的人。因此，宁可保留他，也不愿意从那些比斯大林更有权威、有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威信的党的领导人中间提出另外一个人。耽心这样的领袖会比斯大林更严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给集体领导带来危害。今天看来，这不单奇怪，甚至不大可能，但是，在我看来，当时事情确实就是这样。
我们还注意到，在《列宁遗嘱》中在对党的许多领导人作出高度评价的同时都提出了批评，列宁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候选人来取代斯大林。假如他提出了具体的候选人，那么，政治局，更不必说全会和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不会反对列宁的建议。此外，我们当然也希望斯大林本人能考虑列宁的尖锐批评，更何况斯大林对此曾作过相应的保证。应当承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斯大林的这些品质。相反，在同中央委员会的普通委员和党的其他著名工作者打交道时，他完全是以一种同志式的态度，认真听取别人的谈话，没有“领袖至上”、随心所欲、盛气凌人的表现。在象往常一样热烈争论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只发言两次，其余时间都是沉默地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甚至连主席铃一次都没有拿起来。我想，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斯大林的这种表现给予肯定评价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只有过了一些年才得出了结论：这种特意表现的谦虚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刚刚讨论过《列宁遗嘱》，嘱遗中建议由其他人取代斯大林。而且后来也都清楚了，这种表现是为了在他策划的反对政治局委员的斗争中赢得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信任。那场斗争后来演变成针对党本身的大规模镇压运动。
当然，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难道只我一个人吗？）不同意列宁的建议是极痛苦的。只能用下述事实为自己辩解：列宁发出这封信后，斯大林在把坚持列宁路线的干部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周围的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这帮助党在同托洛茨基斗争后达到了统一和团结。要知道，托洛茨基当时是主要危险。
谈到自己，我可以说，我认识“两个斯大林”。一个大约是在头十年，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老同志，对他非常尊重；另一个是在以后时期，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在2O年代，我从未相信过，他会犯罪，那是什么样的罪行啊！当然，我们在地方上曾猜想，政治局内有斗争，但是，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任何时候都能够控制整个局势和坚持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央委员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任务。
人们逐渐明白了，完全保持列宁在世时的那种平衡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清除”某个人。不同意见的斗争被视为正常现象。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把真实的目的精心地掩盖起来了。他甚至把已经开始的“清除”领导人的做法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权力分配，认为没有列宁政治局不可能保持原状。有时——最后一次是在1926年——他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按他的主张解决问题，或者他离开……这种最后通牍多数都是以间接方式提出来的，但十定在那样的时刻，即多数中央委员都觉得，如果他离开，想搞“专制”活动的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从而导致分裂。对斯大林本人的专制倾向和行为，我是在已经不可能同它们进行斗争时才真正认清的。我同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很熟，了解他们的情绪，我想，他们也被斯大林的“第一种”面貌蒙蔽了。甚至1934年冬，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时基洛夫得票最多，一批大会代表提议他担任总书记，但是，他拒绝了，表现出这个最忠诚的人所具有的忠诚和原则性。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斯大林，但是，这招来了斯大林对整个代表大会，当然还有对基洛夫本人的仇恨。
只是20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情况。斯大林逝世后。老布尔什维克A·B·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