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年代的对话
德·谢列斯托夫康·叶留金
【原编者按】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撰写的《从人
物看时代》（载《星火》杂志1987年第42期）一文刊出
后反响强烈。不少人来信要求编辑部继续在“1917
—1987”栏目内公布材料。
读者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
对此我们非常理解。我们今后准备设立专栏，介
绍苏维埃社会诞生和形成的历史。下面刊登的是历
史学博士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同记者康斯坦丁·叶
留金就1917—1920年这个伟大斗争的时代所进行的
对话。
问：国内外对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的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报以极大兴趣。看来，这个文件对历史学家也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吧？
答：米·谢·戈尔巴乔夫这个报告，以及刚刚出版的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所指出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深入研究伟大十月革命的历史以及由此开始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历史，其中包括在苏维埃国家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20—30年代。
我们反反复复地回顾往事，追本溯源，力求尽可能深入地思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初建的那个时代。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对国家70年的发展道路作出了深刻的评价，同时没有隐瞒当时的困难和危机。比如，其中首次明确谈到，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农民政策。斯大林当权时期所特有的行政命令体制导致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严重冒进。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农村开始的变革是1917年以后的最大变革，它使千百万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建筑工地上的工人。读了A·马雷什金的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就可以想象出，那时候，使农民的命运转向工业化是多么的不易。城市居民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城市人口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增加了一倍多。这种大规模的农民向市民的转化造成了许多社会后果。顺便提一下，依我看，这正是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视其为“主宰者”那种局面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
问：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了斯大林个性中的矛盾性并严厉谴责了对他的迷信，认为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格格不人。那么，历史学家应从哪些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呢？
答：为了弄清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过程，我们还应分析1922年以后国家和党的领导状况。
问：通常以1924年为划分界限……
答：这不错。但并不排斥分析从1922年开始的事件的可能性。这一年4月斯大林当上了党中央总书记。过了不到10个月，在12月16日和23日两次重病发作使列宁实际上脱离了对国家和党的直接领导。1956年发表了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和1923年1月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口授记录。这些信意在防止中央领导机构发生分裂，信中建议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务。信的发表对揭露个人迷信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到了60—70年代对信的研究慢慢地停止了，但最近这些信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问：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仔细谈一谈，况且，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也提到过《给代表大会的信》。
答：只是首先要明确这样一点，即从整个发展进程中截取某些事件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不应掩盖列宁晚期（1922年12月末—1923年3月初）所有著述的整体意义，这些著述实际上构成了列宁的政治遗嘱。至于前边提到过的记录，要记住这只是列宁当时在重病中口述的所有记录的一部分。
记录的内容不仅局限于把斯大林撤离总书记职务的问题，而且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它反映着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列宁在患病之前就巳十分注意了。
在离今天已很遥远的1922年，民族众多的、有1亿3千5百万人口的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几乎84％的人口住在农村）在新经济政策和反对饥饿和经济崩溃的斗争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有近40万党员的列宁的党领导了人民争取新生活的斗争。1922年3月，列宁在分析了国家状况之后向中央委员们指出，在20年代前就已变得很复杂的条件下，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由“可以被称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个极精干的阶层的强大的、特有的威信决定的。”
他接着指出：“只要这个阶层内发生哪怕不大的内部斗争，那么它的威信即使不动摇，也会相当削弱，以致于决定权将不再被它所掌握。”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便能读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在9个月之后关于中央情况的口授记录。这些内容是他当时急于口授的（要知道，谁也无法预测，病情将如何发展），可见他对此问题是多么重视，当时内部出现斗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