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米高扬
在代表大会之前
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三天，边区党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团从北高加索来到了莫斯科。我和当时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的伏罗希洛夫到莫斯科去要早些，因为我们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要参加代表大会之前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当我和伏罗希洛夫准备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把我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送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6月，她在那里生了个儿子，为了纪念在此之前五个月逝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给他起名叫沃洛佳。
我们与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奥拉赫拉什维利和米亚斯尼基杨（在罗斯托夫同他们会合了）一起乘梯弗里斯一莫斯科的快车去莫斯科。当然，沿途不少谈话是关于行将到来的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形势和国家总的情况的。我们彼此之间早已是朋友了，而许多东西则把我本人与外高索联系在一起。
1923年和1924年的特点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由于连续两年的好收成，不仅能够解决国家的粮食危机，而且能够明显地增加谷物出口。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第一次出现出口大于进口的情况。这额外地提供了很可观的一笔外汇，一方面，它是预防意外经济困难和自然变化无常的某种保证，而另一方面，它能够拨出大约5000万卢布在国外超计划为轻工业企业购买我们所缺少的原料（棉花、皮革和橡胶）。购买原料能使这些企业满负荷地进行工作并安排农村所必需的消费品生产。所有这些都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办法相反。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实行所谓的“商品干涉”政策，即从国外大量进口日用工业品。
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列宁宣布的吸收工人人党的号召。结果，无产阶级最优秀、最顽强、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士们加入了党。
劳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也大大高涨。在北高加索（我在这里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象在国家其他许多农业地区一样，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考虑到许多农民——贫农和中农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为了普遍加强党与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边区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不久——1924年4月作出决定，吸收两万名先进的农民入党。
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公布了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议程中的报告提纲，使千千万万党员能在当地的党代表会议上广泛讨论提交党代表大会审议的问题，并委托自己的代表提出具体的建议。
领袖的信
我们非常理解我们对党代表大会工作所负的重大责任。要知道，这是列宁逝世后第一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前一次——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虽然列宁由于生病没有出席，但他还是通过直接书面的指示对大会进行了领导，而现在我们要自己解决问题，要努力象列宁还活在我们中间时那样做。
在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加米涅夫受政治局委托宣布，三天前（5月18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按照已故列宁的嘱咐，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列宁遗嘱》。
我们十分激动地听了列宁的信。信中充满了对党的命运和对维护党的统一的极大关怀。列宁一向认为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团结一致是维护党的统一的保障之一。列宁对这一点的担心也感染了我们全会参加者。列宁对中央委员会形成的局面表示担忧，他对某些中央委员下了评语，并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对如何维持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稳定和防止发生可能的分裂提出了政治忠告。
由于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喜欢搞行政命令，实际上列宁对他表示不信任。同时列宁也就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缺点向党发出警告，对他们每个人作了客观的和极其准确的评价。
列宁在谈到斯大林时强调指出，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这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霭，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加米涅夫在宣读这封信后宣布，政治局考虑到列宁的意志，提出把列宁的这一文件传达给代表大会代表的建议。但是，政治局建议不要在全体会议上，而是在代表之间宣读和讨论这一文件。这一“细节”本身就有意义。同时加米涅夫还补充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应以能够把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为出发点，因为他已承认列宁所指出的缺点，并且答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认为，这一建议反映了政治局存在的矛盾，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担心托洛茨基的地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这一建议也包含着回避执行列宁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