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米高扬
他（贝利亚）主宰过许多人的命运，用恐怖使人绝对服从。但服从并非尊敬。光荫荏荐，人民的回忆这一法庭对贝利亚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共青团真理报》评论员按：如果我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愿望，要再一次地揭露很久以前已被揭露的丑恶，大概不妨重新拾起这个人物。但是，目的是不同的，我们这一次打算研究慢慢形成的一种机制和贝利亚这样的家伙在这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不是一切都能看得清楚的。他是刽子手吗？是专横和恐吓的工具吗？这已真相大白。但是，其他人没有费劲就象更换旧手套一样地被更换了。而这个人却延宕了整整15年……人们编造出了一些神话：什么“不了解”啊，被抓获的凶手“不知道从何处来”的啊（叶若夫），还有虚假的所谓正义的恢复和法制的胜利（1938年），以及什么犯罪分子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组织者的天才”（指贝利亚在战争年代）？这些神话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呢？把黑的变成白的或者把白的变成黑的：把无辜的人变成“罪人”，把刽子手变成善人（1938年和1953年的贝利亚），把未来的牺牲品变成帮凶甚至同谋犯，这种互相交换的机制是因何而形成的呢？他们为了使所有的人今天（还有明天！）全都觉得自己是罪人，于是不仅竭力干掉对手，而且竭力吸收、污辱和珐污成千上万不相干的人，这种“扩大同谋犯”的思想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
历史正在洗刷洗刷不掉的官方标签。现在到了应当按其功能重新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了。应当把这种标签加给那些臆造出来这种标签的具有好撒谎的头脑的人。那时，大家将各就其位。他不只是罪犯，而且是破坏分子。不只是凶手，而且是人民的敌人。读者们看过《胜利者》一文之后，坚决要求谈谈贝利亚。在真正的人民敌人中首先就有他贝利亚。这是他的真正角色……
对待这些破坏分子和人民的敌人，就象对待他们的受害者和反对者一样，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全部真相。文件是重要的。但是，目睹者、事件的参加者，不论已经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证词也是很重要的。具有个人关系色彩的证词虽然在终审法院不作为真实情况使用，但是这些证词也包含着难以估价的材料……我们现在公布这样一个证词。
——A．阿法纳西耶夫（《共青团真理报》评论员）
“我们最宝贵的资本就是干部！你可要当心啊，拉夫连季……”这是在5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当时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披露了关于“个人迷信时期”违法行为的严酷真相，当时人们把专制统治的年代称作个人迷信阶段。笑话的头一句话说得慷慨激昂，就象站在讲台上向整个大厅讲话；而第二句话是低声说的，就象对在身边不远的人说话。
的确，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戴着夹鼻眼镜的拉夫连季，他总是在附近。从30年代初的时候起，任何时候他都能够表现出个人忠诚和愿意完成任何委托，不管这种委托具有怎样微妙的性质。（我在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我从我父亲和事件的其他参加者及目睹者那里知道的。）
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过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那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外高加索联邦）。斯大林1931年到茨哈尔图博休养。贝利亚也到这里来了，表面上是保证斯大林的安全，而实际上是骗取信任，用这种办法达到升迁的目的。贝利亚在茨哈尔图博一直呆到斯大林离开。他们过去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这回已经彼此很好地了解了。甚至好到如此程度，以至斯大林直接从茨哈尔图博向莫斯科发去了一道命令，让中央委员会准备听取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和三个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的汇报（事先根本无此计划）。谁也不能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与什么事有关？例如，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甚至就连中央书记卡罔诺维奇除了收到从茨哈尔图博发来的简短电报之外，也没有掌握别的消息。会议本身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卡罔诺维奇主持了会议。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人也莫明其妙，他们是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雅科夫列夫（第二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布尼亚特一扎杰、杰夫达里阿尼、汉姜·波隆斯基、捷尔一加布里埃良、穆萨别科夫、多加多夫。
会议参加者，1917年的党员，当时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组织部长A·B·斯涅戈夫回忆道，大家都注意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A·B·斯涅戈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找到一个方便的机会，问坐在身旁的米高扬：谢尔戈怎么没有来？米高扬在我的耳边低声回答说：‘谢尔戈何必要出席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很了解贝利亚的为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就这样，我在来参加会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了，我们要干什么。”
会议本身开得很平常，讨论了各种问题。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实际上已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当斯大林往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