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茹谢宁
是的，斯大林对镇压、对违法行为是负有罪责的，这点谁也不会否认，不会进行辩护。但是，绝不能把一切“归咎”于他一个人，绝不能不加区分地诅咒斯大林时期的一切。顺便说一句，在斯大林死后，无论在正式的文件里，还是在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的发言里，都不曾说过也不会说，罪过只是斯大林一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背后有不少仆从和冒险家，就像叶若夫、贝利亚，可能还有别人。我说“可能”，是因为关于这些镇压还远没有研究和调查清楚。因此，关于这点也是应该写的。
A·F·扎夫拉日内赫
于维亚茨基·波利亚内（基洛夫区）
关于他是如何当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有着许多传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经过文件资料证实的。况且，有关贝利亚生活的材料保存下来的极少，尤其是他“高升”之前的材料。这个人收集了大量有关每一位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务活动家的案卷，据传，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的案卷，他十分清楚证据和证人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很难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并真实地再现我们历史上这位可怕的并招来祸患的人的活影子。
“人民领袖”的忠实战友的生活记述，一方面是一种对千百万人说的宫方说法；另一方面，是一些象黑夜中的恶梦一样可怕的传闻，其中每一个都会使人丧命。这就是今天可以得出有关贝利亚的概念所依据的轮廓。
然而，一些见证人还健在，有关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以及被捕和死时的证明材料依然存在。此刻贝利亚已无权重新编造和销毁它们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贝利亚开始“高升”的呢？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斯大林无限信任贝利亚。当有人谋杀领袖的时候，贝利亚曾用胸膛作掩护，并迅速收拾了刺客。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在裹扎湖休假期间。当时曾有人猜测，谋杀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结果造成对一些“化装人”的流血镇压，贝利亚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多疑症……但是，没有人敢揭穿这个骗局，哪怕只是将其暗示给斯大林。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对斯大林的致命侮辱，有损其尊严。于是，这场闹剧被冠之为“英雄行为”成为贝利亚非凡仕途中的一块奠基石。
“贝利亚外交式地接任了自己的新职务”，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米高扬回忆父亲讲过的一些事。“他首先宣布：‘清洗’该结束了，应当干些正事了。这些话使许多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但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到，贝利亚只是稍稍松动了叶若夫紧紧套在他们身上的缰绳。因为他需要时间去了解他的前任建立起来的镇压机制是如何形成和运转的；弄清为什么该机制最终会导致叶若夫垮台；逐步完善它，使其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同时这样做不仅不能引起斯大林的怀疑，恰恰相反，要使他坚信，只有这种形式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才能成为领袖的可靠盾牌，无论什么目标都能捕捉到。这正是贝利亚所谓‘真正工作’的涵义和最终目的。为要使镇压机器的飞轮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旋转起来，即使在斯大林的秘密的鼓励下，也需要有卓越的外交和组织才能，并且善于编织阴谋倾轧的罗网。”
不过，贝利亚不同于叶若夫。后者只是一个准备按上司命令去收拾人的可靠工具，而不太注意打着司法的幌子。贝利亚是斯大林政策的传播者，他能够打着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幌子对那些他不中意的人进行全面镇压。他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人，而非其他类型的。为此，有些人得到了他的宽恕，而有些人则性命难保。
贝利亚终于如愿以偿。由于他超乎寻常地忠于职守，斯大林授于他苏联元帅军衔并呈请授于英雄勋章。
谢尔盖·尼基塔维奇·赫鲁晓夫（尼·谢·赫鲁晓夫的儿子）说，每当他父亲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回忆起贝利亚用来柬缚斯大林政府所有成员的那些讹诈和倾轧阴谋时，无不愤慨。每一个人都知道口利亚在背后对他们搞特务活动，同时也都猜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斯大林。
对于贝利亚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无一幸免。可以说，类似情况遍及国内每一地区。被镇压的不仅是“人民敌人”本人，而且还有其家庭、远近亲属、同事和朋友。
今天，当需要真实和完整地再现苏联人民生活和斗争历史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应用沉默来回避历史上的这一页。苏共二月全会（1988年）强调：“应当鲜明地表明：亿万人民曾经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他们信仰什么，成功与失败、成绩与错误、喜悦与悲痛、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有时甚至是罪行怎样交织在一起的。”
至今还活着这样一些人（在撰写这些材料时我有幸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