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见面），在他们跟前只要一提到贝利亚的名字，他们的双手便开始颤抖。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害怕？为什么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一种要尽快与我告辞的愿望？他们心中到底在想什么？是意识到参与了极其严重的共同犯罪，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或是一种稍稍的自我慰藉（为了今天能继续生活并能正视人们），因为过去他们只是坏蛋手中的盲目武器？还是坚信（这是最可怕的）当时没有别的办法。这最后一种人至今仍在重复着这样一则寓意可怕的谚语：砍伐树木就得碎片飞扬。
还有一些斯大林圈子里的人活着，我曾试图接触他们，以期更多地了解贝利亚的活动。然而徒劳无获。
那些曾作过贝利亚的牺牲品、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了其罪行见证的人们，每每回忆起他们同贝利亚的见面，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布柳赫尔，1938年被枪决的布柳赫尔元帅的遗孀回忆道：
“我在卢比亚卡的一间单人牢房里渡过了七个月。我永远不会忘记贝利亚亲自进行的第一次审讯。虽然没有象对其他军人妻子那样拷问我，以便诈出有关自己丈夫的虚假供词。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任何轻松，因为他们夺去了我最亲爱的人。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不需要再拷问我了：有关布柳赫尔的材料已经伪造出来了，把我单独隔离起来，仅仅因为我是著名元帅最亲近的人。显然，贝利亚亲自审讯，完全是出于一个暴虐狂的好奇。”
“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您还记得贝利亚是怎样一个人吗？”
“他非常高傲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象是在观察人，就象用放大镜观察小昆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恶，令倍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怕……这是一个不仅仅我们这些肉体被毁灭、精神受折磨的人感到痛苦的时代，而且那些生活和工作着的、甚至受尊敬的人们也不好受，并且时刻在等待着：很快就会有他们的亲人被叫去谈话了。”
退役中将伊戈尔·鲍里索维奇·沙波什尼科夫：
“战争期间，我国人民的精力都集中到尽快粉碎敌人上。我的父亲，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为这一神圣的事业做出了贡献。说实话，我觉得奇怪的是，当贝利亚亲自下令逮捕了一位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后，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父亲忘我地工作着……”
退役上校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斯塔里诺夫回忆道：
“我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时，因为没有从事所谓业务工作，对贝利亚的一些事情并不留意，当然多少总有些耳闻。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战后，斯大林决定处决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贝利亚曾发愁，究竟让谁出面提供这位元帅的罪行。最后找到了诺拉·帕甫洛芙娜·切郭达耶娃，一位在西班牙同巴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工作过的翻译。根据策划，她应提供沃罗诺夫同托洛茨基昔日联系的材料。但这位坚强的妇女没有说光荣的元帅一句坏话，因而被关了一年监狱，斯大林死后她才获释。”
“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遭受的迫害并不比军人少。”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继续说。“他们是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并力图解救那些无辜者的人。为了拯救别人，他们自己却牺牲了，或是被处决，或在集中营里慢慢死去……”
一位青年时代参加过修建贝加尔一阿穆尔干线（193—1933年），而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苏联著名建筑师讲到：
“那时对于囚犯来说，所谓的‘工作日评定’是个很大的刺激因素。当时完成特别重要、艰巨或紧急的工作，一天可算作两个服役日，两天也可相应地算作三个工作日。但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有一次铁路建筑集中营的一位领导去了趟莫斯科，向贝利亚报告了‘工作日评定’的混乱状况，犯人的服刑期因此普遍缩短了一倍半到两倍……贝利亚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很快评定就被取消了。几千人的一线希望从此破灭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多么挑剔自己圈子里的一些人在私生活中的任何不道德和龌龊的表现。然而他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什么给几十个家庭带来了不幸。
“即使根据肖像您记得住贝利亚吗？”我问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芙娜·什。“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失踪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着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失踪的。传闻可信可不信。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着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着危险。”
“是的，确有其事。”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