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这个交易会。这不成了全苏性的交易会了吗？这得到中央机关批准了吗？没有。由此可见，应把这看作是挥霍浪费的事实，而且还应看作更为严重的事实：搞小集团，与中央委员会对抗。第三圈是：N·C·波普科夫是一个根本没有工作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到了负责岗位上，大概和库兹涅佐夫一样，也要接受改造，但结果却不一样。
我在沃伊诺夫的日记中读到：“1949年1月前不久……我见到了波普科夫。地点在斯莫尔尼宫。在我十分熟悉的库兹涅佐夫原先的办公室里。波普科夫的样子令我十分吃惊，在基洛夫和库兹涅佐夫使用过的办公桌的后面坐着的是一个病人。特别使我吃惊的是他那双转来转去的眼睛和一个张皇失措的人所有的可怜的、祈求宽恕的微笑。”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在这种状态下对谁说了些什么，他自己是否还能记得？至少，人们从他的讲话和谈话中诱取了第三个事实：仿佛是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酝酿出建立俄国共产党的思想”。
根据这样三个事实，第一局已经赢得了，现在该第二局了：侦察。参加游戏的人——不大不小——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官衔。侦察是怎样进行的呢？既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客观地检查这种侦察，它又能怎样地进行呢？如果在成文法律之上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些铁的规则：只要被告人承认——就是铁证，主要的是——侦察人员从内心认为对人民的敌人不能象对待党的同志那样，它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仅仅是受到怀疑的图尔科，侦察人员对他又是恫吓，又是利诱，大喊大叫说：“假如你不承认，就是同中央对抗……”。让我们来想一想，这样就没有受怀疑的人了。因为你只要承认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根据这个原则，你预先就注定有罪。
结果是：被判处极刑的有：A·A·库兹涅佐夫，H·A·沃兹涅先斯基，M·N·罗季奥诺夫，N·C·波普科夫，R·O·卡普斯京。稍后在列宁格勒还有：州委第二书记F·O·巴达耶夫，州执委会主席N·C·哈里托诺夫，国家安全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N·H·库巴特金，市委书记N·H·莱温……全国各地的列宁格勒人：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M·B·巴
索夫，摩尔曼斯克州委第二书记A·N韦尔比茨基，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H·B·索洛维约夫……全部因“列宁格勒案件”遭到镇压的共200多人。三年之内有二千多领导人因此案而被撤职。
镇压机器开足马力，把剩下的得到全世界法律工作者承认的神圣公理践踏无遗。遭到践踏的，在无罪推定原则后，接着是法律工作者的第一条戒律，“法律不具有回溯效力”。问题是，库兹涅佐夫和其他被处决的人是在国内已经取消死刑的时候被捕的。根据上述文明准则，他们应按被捕时有效的法律进行审判。但是……，恢复了死刑，并被处决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巴佐夫斯基，现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关税监督总局局长，当时是列宁格勒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告诉我说，很多共青团书记由于对青年的“错误教育”而被撤职，可他们刚在不久前却因对青年进行卓有成效的共产主义教育而得过奖章……
从弗·尼·巴佐夫斯基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库兹涅佐夫被选上中央书记后“负责干部工作”。在库兹涅佐夫之前由格奥尔基，马克西米里阿诺维奇亲自管（其中也包括贝利亚的部门）。他现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换句话说，好象库兹涅佐夫在“干部工作方面”排挤了马林科夫……
库兹涅佐夫知道并看到了这一点。不可能不知道和看不到。可是据图尔科回忆，库兹涅佐夫成为中央书记并主管干部工作后，没有特别关心自身的安全，……他批评了马林科夫。而且不是在关闭的屋子里批评的（仅仅这样，就足够构成危险了），而是公开地进行批评，就象现在所说的“公开性原则”。不仅如此，据巴佐夫斯基的回忆，库兹涅佐夫开始认真地注意起阿巴库莫夫的部门。
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就这样天真？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被捕后，过了一段时间。在1949年秋天，国家安全部为他准备了一份材料。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哪怕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一下已经形成的这种荒唐局面。另一方面，大概出现了一种可能性，不仅去“审查”一下库兹涅佐夫一家，而且去“审查”米高扬一家。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说：秋天，父亲有一次让他在桌子对面坐下。父亲十分清楚他们的谈话有可能被人偷听。他带着一副冷峻的面容开始宣读仿佛是库兹涅佐夫向侦察人员交待的所谓供词……
“供词”中既没有谈到恐怖活动，也没有谈到“受雇于”某一外国间谍机关——就象1937年的案件中常有的那样。有的是在当时最严重的“供词”：“我们不喜欢斯大林……”当时谢尔戈问父亲：这是否有可能是侦察人员臆造出来的呢？父亲用平静的语调解释说，不可能，在每一页上都有签名。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侦察人员大概不会使用的。父亲说得很肯定，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猜出，他自己也未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