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西波维奇·卡尔舍尼克，1904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在介绍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入党时，曾指出他的性格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只是在经过许多年以后，通过自己的悲惨的遭遇才能看出：他的这种性格如同种子一样，既萌发了他的力量，也意味着他的毁灭。
8月中旬，大概不仅是结束了在佩尔胡什科沃的学习。13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已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在莫斯科散步。但这看起来就象后来西马舅舅所描述的那样：库兹涅佐夫同孩子们在前面走着，笑着。几步远的地方自顾自地跟着两个暗探中的一个。
他们回到家里吃午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去洗手时，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小声告诉他：“列纽什卡给你打过电话……”（她指的是当时在中央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走出浴室，脸色明显地变了。他很快地收拾了一下东西，在过道里吻了妻子和孩子。大门关上了。
他从街上挥着手，微笑着。看来，一切都完了？
一家人摆好了桌子，等待着他的回来。妈妈重复说着，象在念咒：“没什么，孩子们，没什么，一切都会弄清楚的”。傍晚时，有一辆奇怪的汽车停在窗下。天还挺亮，所以能够看清楚，从车里走出几个穿黑制眼、戴黑礼帽的男人。
于是就有人按他们家的门铃。于是他们家的大门被完全打开。第一个进来的人（也就是最重要的人？）在门槛上就问：
——信在哪儿？！
我们同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前。这当然是另一张桌子。不在他们原先的住宅。我们看着照片：“这是爸爸在博罗维契。他14岁时进入他父亲工作的锯木厂……这是他任共青团县委书记……这是他同妈妈在一起，新婚夫妇，他们有了阿拉……后来在卢加任共青团州委书记……您知道他几岁被选为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33岁！……”多么光辉的经历，快速的升迁，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这两本像册中。记录在母亲的兄弟西马舅舅的两本战时笔记本中（谢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沃伊诺夫在列宁格勒被困时是当时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涅夫佐的军事办事员——当时有这样的职务）。
在像册旁边，有爸爸、妈妈被捕后和搜查后留给家里的厚厚一包登录单和文据。还有几封信——全部档案材料就这些。是爸爸写的信？不是，爸爸没有权利写信。是妈妈写的信，从弗拉基米尔来的，从原先沙皇时期的苦役监狱里来的信。爸爸被捕以后留下的只有登录单。在搜查时，他的所有文件全被撕毁。甚至连装过“黑塞哥维那花神”牌卷烟的盒子也给撕了。这个盒子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从1940年起保存的。他在上面签了名并亲自送给库兹涅佐娃作为礼物。那么那封信哪？斯大林的信呢？
那封信这里没有……
我翻看了谢拉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沃伊诺夫的笔记本。听了加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叙述。我掌握了“列宁格勒案件”的第一层次。这个层次是用白线缝成的，而且缝得有点技巧。
沃伊诺夫也经历了那个案件。他描述了这种游戏通常都有哪些规则：“应该使怀疑对象感到被抛弃了。对他来说，机关里，工厂里的气氛都变了。被列入名单者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给他制造工作中的麻烦……，但却猜不出真正的原因。他开始变得神经过敏，不再实事求是，从而自己出现失误……我被列人这样的人的名单中，对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予以诋毁。我被列人那些在法庭面前受辱的人的行列，那些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酒鬼、精神不稳定分子、道德堕落分子的行列。名单中也包括那些落人圈套而违纪的人，他们不仅受到诽谤，而且还要在法律和人面前负责”。
就是说事情不是简单地带走或抓起来就完。“案件”准备得很详细，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要几年。对库兹涅佐夫的“准备工作”至少有一年半。沃伊诺夫甚至认为“列宁格勒案件”根子在1941年列宁格勒被围困时就种下了……，而它表面上开始的时间是1949年1月。
1948年12月，举行了列宁格勒州和市的党代会。会上宣布，会议一致通过了州委和市委书记的改选。很快有一封匿名信寄到了莫斯科。计票委员会委员发现：“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和巴达耶夫的名字在很多选票中被勾掉了”。的确是这样：“未来的英国间谍”卡普斯京被划得最多，有15票反对。是什么造成伪造的选票呢？是选举人的独立意愿破坏了理想的结果？或者是同样的圈套在起作用？只要看一下就够了，是谁需要哪伯只暗示一下：降低革命摇篮（按：指列宁格勒——译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只稍晚些时候就把刚炮制出来的事实供大家欣赏了……
不，我们不去断言事情就是这样。谁是伪造者，他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很难搞清楚。至少，表决这件事成了有充分根据的借口。早已调试好的（镇压）机器这就转了第一圈。第二圈是：1949年1月，在列宁格勒举办了全俄批发交易会。各加盟共和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