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这些。儿子说：好吧，即使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只是公开说出的想法——事实在哪儿呢？一定会证明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无辜的！对这个看法，父亲自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诧异地扬扬眉头。这样，儿子就明白了。审判决定原则上已经定了。父亲又补充说：我不能禁止你去库兹涅佐夫家。（儿子想，这还用说，我就听你的！）但是，在同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谈话时要谨慎……。谢尔戈开始只把这当作劝告——不要时时提到她丈夫，以免使她受到创伤。只有当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被捕时，他才意识到：也许父亲在那时就已经知道这事。
我听着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的这些话，根直率地问：
——他为什么在房间里谈起这事？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比如在花园，那里可以把一切谈得更详细！
——请想想他当时的处境，——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忧郁地笑着说，——我当时是一个大学生，19岁，年纪轻，没有经验。如果父亲把一切他所想的都告诉我，而我在激动时或争论中又去告诉给别人。他就会因此而使我们大家遭到致命的危险。
看来，比较理智的办法，就是在有人能够偷听到的地方讲话……
这件事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和人们的（甚至是国家高级干部）所处的状态。我们很难想象，人的最普通的内心活动具有怎样的价值。有人告诉我，在谢尔戈与阿拉结婚前夕，卡冈诺维奇对米高扬说：你在干什么？那儿的事已经全都决定了。
但是，婚礼并没有取消。
当逮捕和处决开始以后，在特别保育院里有许多被迫害的人的子女。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被藏在米高扬的别墅里。在逮捕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芙娜时，没有动她的孩子。据说这是因为米高扬向斯大林求了情……
我思考着这一切。我觉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本人的行为最难于置信。他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解释？为了理解这一切，应当深入地看看他的内心的经历。
1941年6月22日，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为列宁格勒命运负责的全部重担都落到了36岁的市委第二书记的肩上。随后就是修筑防御工事和保障人民生活，组织民兵和选拔军事干部，组织游击队和领导前线和海军的政治部——库兹涅佐夫每天都要做这些工作。
而斯大林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行动。他当着一些亲信的面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谁呢？给市委第二书记！信的内容是：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神经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同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有关的，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这是对库兹涅佐夫在当时形势下真实作用的承认。信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将军带到列宁格勒的，并绕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交给了库兹涅佐夫。自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封信。在当时，这样的信给人以巨大的权力。这仿佛是一种授权书和保护证书。看来，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样的信可离间库兹涅佐夫和日丹诺夫的关系。而且，要做到这点的借口是相当多的。在1942年那个折磨人的冬季，日丹诺夫开始生病，库兹涅佐夫在他的门前设了警卫：当时任何一个列宁格勒人都不应发现领导人的软弱。库兹涅佐夫代表日丹诺夫主持市委和州委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代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通话。斯大林明白这种形势的意义，日丹诺夫也明白。
应该想到，所有这一切没有逃过贝利亚的部门的注意。它的耳目不会不注意到：领袖像从墙上消失了。列宁格勒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越来越少地提领袖的名字。沃伊诺夫指出：“（对列宁格勒的）饥饿封锁时期是社会意识中的转折时期”。
实质上，处于死亡边缘的这座城市的独特条件加速了道德净化和重新思考价值观的进程。原来以为不可动摇的和不可避免的个人迷信自己消失了。城市明显地从深层提出了不同的理想，井用这种理想同官方的理想相对抗。当时的一位诗人大声疾呼一首长诗的题目：“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诗人吉洪诺夫写道，在那钢铁般的日日夜夜，同列宁格勒人在一起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基洛夫。
库兹涅佐夫能不看到这一切吗？假如看到了，他采取了什么呢？让我们想象一下他当时的处境……从观念上说，在他那种情况下，即使不去支持现状，也至少要作出不改变现状的姿态。
但是，不要忘记，他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也不要忘记另外一点：独特的围城环境改变了社会意识，促使人们表现出并增强独立战胜一切的坚强性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性格是需要的。需要有能不受权威、上层的意见分歧和力量组合的影响而作出决定的人物（说实在的，只是意见分歧和力量组合才保证权威乃至上层本身得以保存下来）。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切，那就会明白一些，为什么同斯大林有直接联系的库兹涅佐夫也和大家一样。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为什么不再引用斯大林的话。为什么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和在讲坛上的正式言论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