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的时候，就不需要借助于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来重新证明事情的真相了。但是，对于1946年迫害他并把他置于死地的情况则不应该忘记，不应该持暧昧态度，不应该缄口不言。不要忘记那些凌辱、痛骂、变节和贫困之中的强迫沉默的年代。
左琴科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语言和表达早已进入人们说话的语言。在所唱的赞歌中也有一些不自觉的不理解。对付这种情况只要记住一点，即不要感到幽默。不过，为了不感受左琴科式的幽默感，得完全做聋子。
在怀疑态度和否定态度中也加入了不理解的成份。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左琴科都用他每一行的作品来嘲弄在文学中越来越屡见不鲜的肉麻的吹捧。他发出奇怪的嘲笑是在这样的时候，那时广播里几乎每隔二三分钟就能听到斯大林的名字；那时甚至在作家协会任何一个部门的日常开会的通知书里都要提到天才的斯大林的名字。
1957年，在《莫斯科文学》丛刊第2集中刊载了雅申的短篇小说《杠杆》。
在作家协会的大会上马上批倒了这篇小说，后来又查禁了这本丛刊本身，其实这本丛刊的出版是同我国文学中新的、带来希望的时期联系着的。我现在只是要说，这本使雅申增辉的小说只是因为它抓住并且巧妙地描述了我们国家一个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即产生两面性格的恐惧心理才被批倒的。这性格的一面是属于个人的、自然的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它的另一面是行政的、官场的，能瞬间把纯洁、诚恳而善良的人变成国家机器的“杠杆”。
这种人格分裂早在20年代就已被左琴科预言到了。不仅如此，他在他的优秀小说中塑造了一种“新”人，对这种“新”人来说，双重性格又是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
左琴科是第一个感觉到了一种可怕力量的人。这种力量同智力水平的低下肩并肩地存在，也同多次对无保护的艺术的进攻肩并肩地存在着。这种力量就是无限繁衍的小市民习气。只有小市民习气才能长命不衰，因为它随时赞同双重人格，随时赞同变成“杠杆”，对“杠杆”来说，道义恰恰变成了累赘。
也是左琴科本人察觉到的，并没有任何人嘲笑过自305代初期以来即已占统洽地位的小市民习气。
因此，这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马上陷入了孤独境地。甚至他认为是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也都远离了他。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悲惨的时期，要求他空前地集中全部精神和体力来加以对付。
迄今为止，大家对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杂志的决定所引起的情况并不甚了了。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谢拉皮翁兄弟文学会”发动突然袭击的原因，只能加以猜测——至少对其中直接的、个人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这些私人方面的原因并未公之于众，甚至从未向全国人民公开过。我认为经过了这42年之后，这件事现在可以点破了。虽然不能尽量使人相信，但是可以相信的。它的一般原因是这样的；在紧接着损失了千百万人生命的战争和胜利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有某些不确定的希望的时期。这就是人们希望得到“放松一下”的机会，得到应有的信任，得到期待已久的人道主义的待遇，得到历尽沧桑之变以后的自然的温柔情调。但就是这些希望也遭到坚决的打击；可是在俄罗斯文学中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反映了人民的心灵。然而在这心灵上却被坚决地捅进了有毒的一刀。
那些被故意安排着享有自由的作家则是要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做打手，——这些人也证明了我们的上述看法。
早在左琴科的第一批书籍中，作者与主人翁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只有分不清音乐和街上嘈音的人才不会注意他的。但须知，本来就有意不让人注意他的！没有疑问，事实上也这样做了。1944年《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发表以后，小说《日出之前》的刊登便中断了。那时，他们称他为“收破烂的人”，他“在人生的秽水池边游荡，收集最坏的东西”；他们说他“顺从阴暗的心态，牵强附会解释一些畸形人物的出场”；说他“宣传对人的藐视态度，但对引人极端厌恶的吵嘴打架却是津津乐道”。
但是，《日出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是出于想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愿望。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多年如此），左琴科已完全免除兵役，他和别人一样不能做战地记者，虽然他是到过前线的。后来，当他被空前规模的诽谤所诋毁的时候，他被宣称为胆小鬼，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逃到了阿拉木图。这是谎言。1941年9月，他和肖斯塔科维奇一起飞离了列宁格勒，随行的有一位够精明的市委领导，以便能够照料国家的这两位伟大的公民。左琴科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勇敢的人中的一个。
他痛恨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因为它鄙视个性，鄙视个人品性的独特性，鄙视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特殊性。
我们同他在列宁格勒就已谈到过这个问题，时间是在他两次短暂的上前线之后。或许那时正是酝酿已久的《日出之前》这本书正在完稿的时候。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