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残废人、醉汉、民警，等等。
斯大林：——他是个宣扬无思想性的人……
亚历山德罗夫；——是个吹毛求疵的家伙……
斯大林：——作家们认为他们可以不问政治……把人写得华而不实，仅此而已。而这就是坏之所以为坏之处，是毒害青少年思想意识的念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这种人呢？因为他们所写的是比引起呕吐的药粉更坏的东西。我们能够容忍这些身居领导职位而在刊物上发表这种东西的人吗？……我们的刊物不是私人企业……它无权迎合那些不想承认我们制度的人们的趣味。谁不想进行自我改造，比如主琴科，就让他见鬼去吧。不是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口味，不是要我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适应主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难道阿赫玛托娃可以教育人吗？难道左琴科这个傻瓜、粗鄙的小说家、下流的作家也能教育人吗？
日丹诺夫：——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会议上曾经讨论过电影《大生活》和《伊万雷帝》（第二集）所犯的“思想方面的错误……”
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已被作家协会开除。停发工资后也停止刊载他们的文章。左琴科试着在一个皮鞋合作社谋生活。报刊广播上开始的中伤行为已发展成为持久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许多文学家，不只是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所提到的那几个人。
现在我们报刊的言论认为，战后的“揭露”和迫害就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措施，旨在维护和加强斯大林所建立的专断政治体制。是该结束斯大林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被迫进行的、对付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的做法了。当然，在这方面，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也不可能不遭受打击。列宁格勒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N·艾文托夫回忆说：阿赫玛托娃几乎已经有20年没发表过东西，她被宣布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但在战争年代忽然写出了优美的爱国主义诗篇，她风前写的抒情诗也马上一版再版。不但如此，而且1916年在莫斯科举办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诗歌晚会，根据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说法，会上她过去发表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作家的胜利！左琴科决非国教奉行者——须知他是一位讽刺作家，他不是溜须拍马的人，而是一位鞭笞着！就在这时，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这位讽刺作家不可能被人抛弃！值得注意的事实——但任何人当时也没看出来——是在《布尔什维克》（1944年第2期）上登载的反对左琴科的文章在语调上无所顾忌，在实质上又极不公平，像日丹诺夫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说，这次批评是列宁格勒市的党的组织示意发动的，但日丹诺夫本人当时却是市委和省委书记……
另外，不论是左琴科还是阿赫玛托娃，他们都是列宁格勒的一小部分人，而列宁格勒却是这样的城市：它体现出文化修养，以它的极度美丽、以它的革命性、以它在祖国文化和科学中的独特作用，并且以它的工业发展而受到人民的热爱——总而言之，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这个城市就其在我们这个大国生活中的意义来说是全国各省中的佼佼者，它作为我国的精神中心足以与首都莫斯科并驾齐驱，它没有能得到斯大林的钟爱，是因为斯大林的不可分割的权力只需要严格的国家集权制。列宁格勒的人在被围城期间表现出来的震惊世界的勇毅大大地提高了列宁城市的威望。
但是，在斯大林看来，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和列宁格勒好像是在一条线上，固执地一直往前闭。把别人挤倒，踩在自己的脚下。难怪两年后，一个卑鄙的匿名者被利用来发动“列宁格勒案件”，在发动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大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都被镇压。这不仅是惨杀掉一些干部，并把一些其他地方上的干部调来担任了党和苏维埃机关里所有重要的职位。这样一来，“危险的”列宁格勒精神便被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了。
显然，事情是从知识界开始的。是从作家和记者开始的。似乎只是从批评开始的。
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对于在战后和被围城时期曾丧失数百万人生命的列宁格勒所做的事情，正像许多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使这个城市的精神习俗受到摧残，至今还能感觉得到这种损失。可想而知，这种损失当然不只是列宁格勒的损失。
请不要忘记战后的悲剧是怎样开始的。
（原载苏联《消息g报》1988年5月20日。张书生译）
注释
韦尼阿明·卡书林
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会记得左琴科在20年代的声誉在文坛鹊起的情况。早在1929年，“科学”出版社便出版了献给他的论文集，其中的撰稿者有最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现在，当许多新书在描写他的时候，当把他和他的主人翁们之间的等号最后被抹神的时候，当在晴朗的天空下使左琴科返回第一流苏联作家的小圈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