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于1943年的《十月》杂志上，是由一些短篇小说所组成；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乍看像是日常生活的万花筒式的全景，实际上只是变态心理生活的全景。《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出的书评使该书下一部分的出书变成了不可能的事。下面试引用一节该书评的话：“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的同时代人，即这位作家的创作的想像力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左琴科给读者叙述了62件肮脏不堪的事件，即从1912年到1926年间使他备受‘激励’的事件。全部故事浸透了作者对人民的车视心情。据左琴科说，几乎所写的人都是些醉汉、小偷和浪荡子。这就是向读者脸上吐脏痰。左琴科怎么会写这种只有我们祖国的敌人才需要的胡言乱语呢？”
可是，他写出第一木书是为了第二本书。左琴科试图在书中说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素质，那时这62篇以个人生活为典型的小说就变成是必需的，都有它们自己的位置。
在他于1943年11月25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他试图说明事实的真相。不言而喻，左琴科没有收到回信。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给斯大林写信，说他不能“在牢狱中”工作。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绝不后侮，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从1926年起就再未出书，但他保存下来了他的作品《大师和玛格丽特》。被阿赫玛托娃深深埋在地下的诗篇便是她自我肯定的基础，而且她取得了胜利。伊萨克·巴贝尔沉默了，不想撒谎。他们都处在看管之中，彼此不相往来，但他们相互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尽管《日出之前》这本书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左琴科在1946年以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老一辈作家之一。但是，在1946年8月出现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定，社会上和文学界便形成了另一种气候。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当然不是一篇文章而已，它使毫无根据的指控获得了法律的形式。根据官方的决定，左琴科是一名流氓、诽谤者、社会渣滓和鄙俗小人——我们今天在这种文件中读到这类骂街的语言当然要大吃一惊……
恐惧和庸俗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两个方面，它第一次反证了左琴科的毫不留情的、犀利的武器，而且他用这一武器来反对这种社会现象。这种武器即称之为嘲讽，它历来忠实地服务于人民。但是，当这位无畏的作家所嘲笑的对象懂得了（确切些说不是懂得了，而是感觉到了，因为尚不能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以全部国家的狠毒向他展开猛烈的抨击。
但是，如果说1946年对左琴科的“措词”所考虑的是一些泼妇骂街的话，那末，在攻击阿赫玛托娃时却未加任何说明，只是把她叫做“发疯的太太”、“半女皇一半荡妇”，而她在世界诗坛上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品却被一言以蔽之地说成是“破烂”。可是，这位“半女是一半荡妇”的一生却是自己人民的忠实的女儿，她曾在战争年代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它们足以使她永远和人民相亲相近，所以她的这些称谓必然要被人们所忘记。联共（布）中央的决定是1946年8月通过的，但在5月份这位“半女皇一半荡妇”却已出版了诗作《致胜利者》，以此来歌颂列宁格勒保卫者的丰功伟绩。
哪一个俄罗斯人，哪一个苏维埃人不在1942年被下面的天才的诗句所惊叹，所感动啊！
这些诗句写道：
不要害怕横死在流弹之下，
不要忧伤无家可归，——
但我们保住了你——俄罗斯话语，
伟大的俄罗斯的语言！
这话说得多么好啊！她亲手写的每一行诗句不仅饱含着忧患、屈辱、勇敢、恐惧的情绪，而且都是在歌唱，反复地歌唱同祖国相联系的俄罗斯，通过对祖国的热爱来看人，所以它们是同俄罗斯文学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为。日丹诺夫整个报告对于文学的理解远未达到契柯夫的电报员雅基水平！这个报告充满了愚钝，对知识分子百般做作的仇——当然这是够清楚的，即他已“提出了问题”、“下达了令”，而且都是既定方针。
当然，我们今天痛苦地和觉得可笑地读着日丹诺夫的告。它折磨死了数以百计的人。由于它对恐怖和停滞来说有自我重复和踏步不前的特点，它不仅未被取消，而且有意识地被坚持了几十年。
它之所以在今天读起来可笑，是因为在电报员雅基和文学之间这场势力悬殊的搏斗中，受尽折磨的、但毕竟以宁静的光线散发着骄傲和尊严的文学终于取得了胜利。阿赫玛托娃最终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在国内也被得到承认和得到热爱。左琴科胜利了，在“用死亡消灭死亡”后终于获得我国文学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为了赢得这个胜利，他应该经受多少牺牲和痛苦啊！我们没有权利对这些牺牲和痛苦表示沉默。
如果我们是珍惜名誉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忘记过去。对我们这些创造了世界上最光辉的文学的人来说，不很体面的是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些耻辱。为什么？没有什么比回答这个问题更容易的了：为了在注视子孙的眼睛时不感到羞耻。
（原